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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 戈 待 旦
 
 
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概况
陈少校 撰稿
    一九三三年七月,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为了收容训练军校各期的失散学生,在南昌开办了一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派“复兴社”高级骨干康泽为班主任,派曾任宪兵团长的韩文焕为副主任。当时,该班共分三个大队,一个大队的人数,约等于一个营。大队设大队长,第一大队长是马维骥,二大队长是龚建勋,第三大队长是公秉藩。
    该班学员,除了绝大部分是军校一至七期毕业的失散或失业的学生之外,还招收了少数的大中学校失学青年。该班成立后,到了八月间,又开赴庐山,编入“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第三路军军官训练团”(简称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第四营训练。第四营营长即由韩文焕兼任。
    经过两星期的训练后,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又改名为军校特别研究班。此时,豫鄂皖三省团练干部人员训练班及农村合作人员讲习所均合并于该班。出该班副主任张与仁负实际主持训练之责。
    到了同年十月三日,蒋介石又在庐山成立了一个“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所有人员,都由特别研究班调拨。蒋派康泽任总队长,韩文焕任总队副。这就是别动队的由来,也就是康泽系统军特的起家本钱。
    当时,别动队内设参谋、指导、总务等组织,由刘伯龙任参谋长。在总队部之下。分三个大队。每一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一个中队辖三个区队,每一区队辖三个分队。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龚建勋、公秉藩分任大队长。
    各中队的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他们在执行秘密任务时着便农,并持有特务证。凡持有特务证的人,可以指调当地武装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可以优先乘搭一切公共车辆,可以出入一切娱乐场所。种种特别的权力,在这等人的身上都被赋予了。
    该队队员分队员和预备队员两种,队员为军校出身人员,预备队员为各部队保送受训的军士。在大队和中队内设有指导员数人,负责政治工作和对外工作。凡是中队长及中队指导员以上人员,除极其个别的之外,都是“复兴社“成员。队员中也有“复兴社”成员。中队以上都有“复兴社”的组织。
    很显然,这样的别动队,是一个武装军特组织。它在成立以前,曾拟定名为“特别警察”,后来才定名为别动队。
    别动队的成立,也是蒋介石四次“围剿”失败以后的产物,那时他强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而别动队就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工具。它的任务不是直接去打仗,而是在接近作战地区的国军后方,担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任务,并进行军特活动,在政治上是反共的急先锋。
    康泽在别动队内,极力强调内部纪律,常常说:生的进来,死的出去。”又强调绝对服从,而不准有丝毫的个人自由。队员结婚,也要经过总队部批准。
    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后,随即经由南昌开赴临川,总队部亦设在临川,到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再移驻南城。为了配合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该队的第一大队分驻于南城、南丰、黎川一带。第二大队驻于金豁一带。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地方割据政府后,第二大队即开到福州等地,参加平叛活动。
    福建割据政府倒台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的人员编为第六十及六十一两个师,别动队又派了一部分人到这两个师里去,作控制监视的工作。第三大队则驻予浮梁和上饶一带。
    当时,别动队进行的军特活动,大致分为下列数项:
    (一)推行保甲制度,监督地方政府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借此巩固基层。
    (二)将年满十八岁以上、四十三岁以下的老百姓,编组为“剿共义勇队”,施行政治军事训练,安排他们担任守岗、放哨、通信工作,参加“剿共”。
    (三)收容训练从苏区逃亡到国统区的地主,作为驱使工具。
    (四)以维持军风纪为名,在部队中加强监视工作。
    (五)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宣扬蒋介石的教义及“德意”。在任何集会中提到领袖蒋介石时,别动队成员一律要立正表示敬意。
    其中尤其着重的是笫一、第二两项,因为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加强对国民的控制。别动队每到一地,立即进行社会调务工作,凡当地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的人员,均在调查之列。凡被认为可疑的人,立即进行处理。
    一九三四年江西红军败走陕西以后,别动队曾在南城召开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但贺衷寒讲话时,调子比较低沉,他认为军事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政治上仍然未见分晓,他要求部下多加注意。由后来的事实去看,不能不说他的先见之明。
    一九三五年春,别动队调到星子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特别研究班改称)整训。到其时,“特训班”实在已成为康泽系统特务的大规模训练组织,由比较简单的短期训练,发展为比较复杂而长期的训练了。
    在“特训班”中,设有步兵大队、学员大队、政治队、参谋区队及特警队等等,不但分类较多,训练期间亦延长到一年左右。凡是参加别动队的人员,都要先入“特训班”受训。原来就已在别动队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大队,在星子整训了三个月之后,即随贺国光的“参谋团”入川。新毕业的人员,则继续编为第四、第五两个大队,由曹勋及萧树经分任大队长,分发川、黔两省活动。
别动队的活动,一面是配合第二路军薛岳部队“追击红军”,一面则利用国军的所例“追剿”,在川、黔两省削弱以至消灭地方军政势力。随着蒋介石势力在川、黔两省的深入,别动队又由五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及一个巡缉支队 (由安汝毅、毛嘉谋、沈开樾为队长)。本来,蒋介石图川已久,早就派“复兴社”骨干曾扩情回川活动;在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之间,大做其分化、拉拢工作;此时以“剿匪”为名,把武力伸入四川后,更挟其军、政、特务之全力,作进一步的控制。故别动队随“参谋团”入川后,活动更其紧张。当时,康泽以别动队总队长“特训班”主任、“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圳室主任、四川省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峨眉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等职务,积极活动。又因人地关系,任“复兴社”四川负责人叶维为别动队总队部参谋长,以为羽翼。这个时期,可说是康泽最得意的时期,也是别动队系统活力最旺盛的时期。
    别动队入川之后,即驻在川东奉节至重庆一带,康泽本人,则踞守在浮图关,策划指挥。到红四军突破了涪江流域时,川西为之震动,住在成都的官僚地主,纷纷向川东逃跑,成渝路上,一时“冠盖如云”。蒋介石的“参谋团”为安定川西逃亡人士的人心,特令别动队第一中队星夜急开成都。开动之前, “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特为亲临训话,指定此行任务,第一是安定人心,第二是指导构筑成都城防工事。
    第一中队到达成都后,由别动总队参谋长叶维亲自指挥,一方面到处进行反动宣传,一面则加紧督修城防,修复城墙,构筑侧防工事,并拟订川西北各县碉堡构筑计划。及后,康泽感到一个中队力量不够,又赶紧将第一、第三两个大队一同开去,他自己和大队长公秉藩也同时到了成都。
    “复兴社”四川负责人叶维,早就在四川拚命发展该社旧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收罗了不少黑道成员。到他兼任了别动总队的参谋长之时,地方势力和中央势力已联合起来。康、叶两人又收买间谍,如托派叶青等人,其时都归到康系特务系统里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刘湘等川系势力的特务机构中做手脚,拉去了一些人,如原在刘湘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委会”的徐平等人,就被吸收到“忠义救国会”去,一起参加了康泽的别动队成都特务室的工作。“成都特务室”的主任是上海黑道人物罗楚材。
    当时,蒋介石对红军正实行其所谓“碉堡为锁,公路为链”的战术。而蒋介石本人,也住在峨眉,亲自主持训练其“峨眉军官训练团”。他们担心红军进攻成都及峨眉,所以严饬别动队人员分赴川西北及川南各县后,一定要监督各县地方机关,限期大量征工征料,加速完成碉堡。一方面又以四川省各行政区为单位,在各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室的配合之下,举办保甲人员训练班,训练后派充乡镇保长及壮丁队队长,使控制直达基层。蒋介石本来要利用红军经过川西北时,实行其一矢双雕政策:既消耗红军,又同时削弱川军,所以就乘机派出大量的别动队队员,到川军担任督战官。川军为了自存,对于蒋介石的做法都有警惕,对别动队更有戒心。因此之故,担任成都卫戍工作的刘湘系官兵,曾发生过围攻康泽汽车、捕捉其卫士及司机的事情。事发之时,康泽在其副官保护之下,仓皇遁返其妻兄朱兆南的家里去。事件发生之后,康泽立即向贺国光告状,而贺为了怕使蒋、刘关系恶化,令康泽息事宁人。当时与刘湘合作的张澜,曾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川人治川》。康泽和叶维也马上找到成都的所谓“五老七贤”尹昌龄等人,联名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川人治川》,加以申辩。双方关系,一时颇见紧张。
    别动队开入川黔两省以后,除了监督各地构筑碉堡,训练保甲骨干,使镇压直达基层,及派人到地方部队担任督战官等等之外,每到一地,还极力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讲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在初期,是曾经雷厉风行过的。凡别动队所到之地,都要大力整顿当地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结合他们的“组训民众”工作,每天要老百姓举行升旗礼,做早操。别动队还要他们成立“新生活服务总队”,而由别动队派人监督领导。
    “西安事变”发生后,康泽正在武汉,他立即成立了“讨逆赴难指挥部”,准备拼凑武装力量,与桂永清等一道向西安进攻。在这个时候,四川的刘湘以为反蒋机会已经到来,跃跃欲试,拟将驻在川东一带、以重庆行营为主的国民政府军政力量加以消灭,或将之驱出四川。但决心还是不大,故表面作出姿态,实则乘机观变。这时候,中央政府驻在重庆附近的部队,以别动队为主,计有第一、第六两个大队,另有一个教导队,此外,即是部分宪兵及行营的警卫部队,总兵力不大。而刘湘所部则有许绍宗的一个师,双方对比,刘湘兵力占着优势。处此形势之下,中央政府人员一面在浮图关一带昼夜赶筑工事,深沟高垒,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另一面,“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天天跟许绍宗等刘系人员酒肉征逐,力求把情势松弛。贺还约同许等一道前往浮图关视察,看到工事,就面令拆除,以表示无他;但事后又立刻命别动队修复。同时利用时间,赶紧调兵遣将,增强其重庆附近的兵力。还准备撇退;其掩护任务,并已下达命令,交由别动队担任。
    当时,别动队人员极为紧张,一面在重庆浮图关新市场到李家花园一带构筑工事,一面从黄沙溪运水到浮图关上储备,以备万一与刘湘部队发生冲突时,不至断绝水源。另由总队部指导组调查股长柯蜀耘,在重庆市区内组织和策动别动队有关人员,要他们在战事一旦发生时,对刘湘所部进行扰乱。其紧张程度,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个紧张局面,持续了将近半个月,到蒋介石被释时,中央政府部队周浑元部亦已到达重庆南岸,情势和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才开始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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