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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国民革命军的起源、组建和改进[1]
美国 韦慕庭 夏连荫 撰稿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章深 翻译
    【内容提要】1923年冬,只有大约150-200名警卫能组成一支完全从属于孙中山的部队。其它当时驻扎广东并组成所谓“盟军”的部队虽然人数颇多,但都相当独立。由于存在种种缺陷,军队战斗力几乎等于零。一旦真正危险的敌人发动进攻,这些军队很快会被击败和驱散。朝改组军队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在黄埔建立国民党陆军学校;而建立军校的第一件事是安排完全忠诚于孙中山的蒋介石出任军校领导。这所学校的任务是为军队培养具有良好政治意识的低级军官。新型军队在广东东部和南部前线的胜利,不仅向公开的敌人证明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还提高了它的威望。
                                            组建国民军的计划[2]
    在很长时间里,孙中山一直希望拥有可靠的军队以摆脱对雇佣军队的依赖。蒋介石率领的赴莫斯科代表团的目的之一,是尽量了解红军的组织和训练情况。在同新到来的苏联顾问的第一次交谈中,孙中山强调要加强他的军队,并希望获得来自海参崴的苏联军事供应。1923年11月19日,陈炯明对广州的威胁解除不久,第七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便决定组建一个由10名教师组成的军事训练体制,负责在意识形态和军事技能方面训练学员。[3]
    12月9日,在上海中央干部会议上,廖仲恺汇报了创建新军队的最初步骤。大约600名学员,每天上午接受诸如只有国民党能够重建中国之类的政治训练,下午则接受欧洲最新式军事训练。希望在一年之内造就名符其实的党军两个师。[4]
    第三号档案,[5]“国民革命军:起源、发展和组织的短暂历史”,描绘了一幅1923年冬名义上处于孙大元帅管辖下军队极为糟糕的图景。情况之恶劣如同第一个到达广州的苏联军官察觉到的那样。他们相信,只有150-200名卫兵可以组成一支完全归属孙中山的部队。报告对广东其它军队作了分类。一些军队由孙博士的老同事所领导,名义上属于“联军”的一部分,但他们是将军们的个人财产。将领们打算让国民党养肥之后返回自己家乡所在省份。另外,广东省到处充斥着“小型军队”,每支军队通常不到一百人,自己筹集军费。高级军官多数是没受过军事训练的先前的强盗。[6]他们把全部事情都交给受过一些军事教育的中下级军官处理。中下级军官多为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下级军官有不少老兵,文盲且未受过军事教育,训练士卒及冲锋陷阵的任务全由他们去完成。大多数士兵已经入伍十年或更长时间,不少人体弱多病。由于军队劫夺财物、贪得无厌,本地民众对其怀有敌意。
    士兵的补给缺乏保障。每一位指挥官都在驻地筹款,并把得到的钱财视为个人的私产,只拿出很少一点分给部下。指挥官把分派军饷的任务交给属下的军官,接受任务的人又为自己留下一部分。真正用在士兵身上的财物只有很少一点。“从指挥官到连长,人人都在偷窃。”结果,士兵们衣装褴褛、营养不良,薪俸年年被克扣。步枪型号和口径五花八门,弹药供应很不稳定。射击训练几乎无人留意,士兵们不知道应该怎样使用步枪。
    总之,在苏联官员看来,军队战斗力实际上等于零。现实情况是,在广州的各路兵马几乎无人认为自己担负协助国民党建立一支有效率军队的任务。
    形势确实令人沮丧。1923年底,在广州附近和北江和西江流域一带,活跃着下列独立不羁的“军队”和小规模帮伙: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和朱培德将军带领的4支云南军;刘震寰的广西军;湖南谭延闿的军队,以及程潜率领的另一支混合部队;李明扬的江西军;理论上由当时在上海的许崇智领导的各种广东军队;驻扎广州河南由先前做强盗的李福林率领的军队;同在广州河南由先前土匪樊钟秀率领的武装;吴铁城的警卫部队。苏联方面认为广州附近武装力量的总数有150000人,而实际上只有30000-40000人上下。[7]
    约在1924年1月20日 ,国民党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到达广州。但他并不是会议代表。1月24日,孙博士指定他领导军校筹备委员会,规划创办军校事宜。校址选在黄埔,位于距广州约10英里的长洲岛上。早先广东军队和海军学校曾驻扎和坐落于此。蒋介石在参加了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之后,令人反感地于2月21日离开广州。直到4月21日,军校筹划工作即将完成时他才返回广州。[8]蒋介石离开广州期间,筹备委员会开过32次会议,制定了组织原则,选定了建校地点,挑选了工作人员,招生并完成新生入学考试,廖仲恺挑起委员长的重任。[9]
    第四号档案[10]“广州国民卫队军官学校校规”,是早期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制定的规章,或许已被筹备委员会放弃。它所记录的被提名的工作人员,与钱大钧的回忆几乎完全相同。[11]存在一个重要差异。一般条款首先规定大元帅是学校的总理,第15条设置一名副校长,作为军校的第二号人物。第17条清楚地说明下级关系。[12]但事实上,在蒋介石回到广州之后,孙博士于 5月2日 “特别指定”他担任军官学校校长。[13]蒋介石不是副校长。
    第四号档案包含大量有价值的细节,包括军校高层领导及其职责、学员守则、课程种类、师生的政治训练、经费开支、师生薪酬和账目审查等制度。学校工作人员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指派了一名隶属于副校长、按照副校长指令管理军校政治生活的政治部主任。档案的末尾附加了手写的注,规定“副校长的所有命令都必须经由政治部主任签署。政治部主任“拒绝签署的军校副校长的任何一道命令,都要提交给大元帅和国民党主席考虑。”毫无疑问,这是模仿苏联红军政治委员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我们不知道附注是谁写的,依据的是什么。
    在军校筹备工作就绪之前,申请入学的人就已陆续抵达广州。2月10日,筹备委员会确定了各省学员的配额。共招收313名学员和30-50名预备人员。在一些省份,征募新兵必须秘密进行。[14]1924年2月24日,国民党的周刊刊登了一份通知,请各省党员推荐15名18—25岁的中学生或小学高年级毕业生到广州参加军校入学考试。被录取者可以得到每月10元的津贴,食宿由校方负责。学员毕业后,将成为士兵或班长。在军校学习每两个月,要在军中服役一年。申请入学者必须有爱国心和良好的品格。每人都要写一篇短文讲述自己为什么希望为国家服务。3月2日,该刊物又公布考试和录取学员的规则。[15]
    上海是征募军校学员的中心之一,汪精卫3月13日 给当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称此次招生人数预计多则150人,最低限度也有120人。5名老资格的党员被指定披阅试卷,决定录取名单。他们是谢持、于右任、叶楚伧、邓演达、戴季陶。被录取的人将获得前往广州的费用。[16]
    第三号档案提供了关于建立国民党黄埔军校的简要说明。军校的任务是培养受到良好政治训练的下级军官,并将他们输往各个将军领导的部队,协助将军“从基层开始改组军队”,而当政府最终能够创建自己的军队时,军校学员将以骨干身份为按照新规则建立的军队效力。该档案宣称:“我们于1924年组建这所学校,并提供了最初的费用”。
    后来的情况是相当可靠的证明。2月29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蒋介石时,军校财务困难已经解决,尽管他没有说明困难是如何排除的。4月3日廖仲恺给蒋介石的电报也没有提到资金的解决方式。廖仲恺的电文颇具有讽刺意味:“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安心办去”。[17]1929年鲍罗廷(Borodin)告诉路易士·费希尔(Louis Fischer),苏维埃政府同意向这所学校提供300万卢布作为创办费用和日常经费。[18]俄罗斯最新的研究证明鲍罗廷定期资助黄埔军校,到10月份为止,每月资助额约为10万广州元。[19]
    广东的纳税人或许也帮助供养了国民党的军官学校。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说,5月22日,军校刚刚开办不久,财政委员会决定从广东财政厅拨出186600银圆作为开办军校的费用,而最初每个月30000元的花费是由4个财政机关提供的。[20]
                                            改善国民军的努力[21]
    第三号档案分析了约在1924年年中广东的政治倾向。这一政治倾向是在国民党改组后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影响下出现的。在党内,买办商人阶级和大地主转向反对孙博士的右翼,而民主力量则构成左翼,共产党加入了后一阵营。孙博士的反帝政策,包括他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导致广州和香港的关系更加紧张。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使城乡差别更为明显,迫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代表反对政府及其政策措施。香港方面宣称积极支持商团和陈炯明反对政府。就政府而言,它在广东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原因是号称是政府的武装“任意和放肆的行动”,破坏了政府,甚至包括政府设法依靠的那些阶级的威望。
    将驻守名义上归大元帅政府管辖区的各类武装统一起来,并把他们改造成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必不可少的步骤包括:把军队的财政收支权和武器采办权集中于中央,提供标准的军事训练,向官兵们灌输共同的意识形态,最终创造一个统一和卓有成效的指挥体系。有一些措施执行起来相当困难。由于只能给军队少量的资金和人力,他们必须自己设法充实这些资源,并且统一实际上是反对那些官员及其高级助手拥有特殊利益。
    有一种让地方军事指挥官在国民党内发挥重要作用的设计。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结束时,孙博士挑选谭延闿和杨希闵将军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许崇智、刘震寰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22]这些人分别是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的军事指挥官,驻扎广州河南的军队归入广东军。1924年3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他们在军队中建立党小组。朱培德将军领导独立的云南军队,卢师谛将军率领中央直辖第三军,他们都接到同样的指示。[23]
    作为大元帅, 孙博士一再努力试图说服“客军”同意由大元帅府统一征税,将薪俸和给养公平地分发给官兵。1924年3月,他发出措辞严厉的命令,要求统一广东财政,禁止军官们自行征税。然而,杨希闵和刘震寰将军对此置之不理,因而引发了一场狂暴的对抗。孙中山还威胁要离开广州,但杨希闵和刘震寰继续我行我素。[24]大元帅府是广东捐税的众多竞争者之一,最大资金来源似乎是孙科任市长的广州市政府。[25]
    创建有战斗力的军队的首要障碍是难以获取武器。石井兵工厂每天只能生产25-40支步枪,每月只能出产8挺机枪,700000-900000发子弹。[26]但该厂就像商人经营的企业,向任何付款给他们的将军出售武器。由于从美国进口的一些设备尚未清偿全部货款而被扣押在仓库里,所以工厂的实际产量不及上面提到的数目。6月间,广州商人同意购买价值达470000美元的公债,让兵工厂能够支付欠款、平衡账目,政府则承诺将公债用于购买石井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27] 孙博士发出一道命令,要求自7月7日以后,兵工厂不再向雇佣军供应枪支弹药。此举十分大胆,但兵工厂掌握在范石生将军手中。[28]
    国民党在黄埔的军官学校于1924年5月初开学,此时第一批350名学员已经来到长洲岛,他们组成3个连队。几天后,第二批120名备取生也进入军校,他们组成第4个连队。孙中山于5月2日指定蒋介石为校长,5月9日又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黄埔军校代表。党代表是军校的政治领袖。理论上,蒋介石和廖仲恺有同等权力。蒋介石是位36岁的年轻人,管理军校是他的主要任务;廖仲恺有其它许多工作要做,只能将少量时间投入于军校事务。5月8日,蒋介石校长向学校工作人员和学员发表演说,强调军校906名师生员工志同道合,参与长洲岛上的共同生活。[29]
    黄埔军校共分六个部门。戴季陶是老资格的党员,任政治部主任,但不到一个月便离开广州。教授部的任务是组织课堂教学,由王柏龄负责。王柏龄(即王茂如)曾就读于北洋军校(似应为保定军校-译者)和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曾在云南军校执教。教授部约有15名教官,有些人毕业于保定军校。训练部负责户外训练,培养成能征善战的军人。训练部主任李济深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是粤军第一师一名久经沙场的将领,对孙中山赤胆忠心。李济深的副手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也来自第一师。何应钦是总教官,他与蒋介石同时期在日本接受军事教育。另外还有三个部,负责管理、军需和军医等。居军校下层的是各类低级军官、勤杂兵、警卫等。黄埔军校工作人员共约400人。[30]
    军校为每一期学员安排六个月课程,把革命意识形态教育和军事训练结合在一起。5月13日,孙中山指派几位资深人士担任政治教官:胡汉民讲授三民主义;汪精卫讲国民党历史;戴季陶和邵元冲教欧美政治和经济。蒋介石校长的演讲是对学员进行灌输的常规性做法。他们都强调爱国主义,革命热情,效忠和服从国民党,牺牲和团结精神,同情普通民众等。[31]7月3日,黄埔军校成立国民党党部,要求师生们参加。蒋介石强调全体师生员工都要赞同三民主义。“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那都是我们的敌人。”[32]
    军事教育包括课堂作业和野外训练两方面。课程表的时间安排始于清晨5点,到晚上9点30分结束。教授的课程有步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和宪兵。除了在中国和日本军校受过教育的教官外,军校开办时还有三名苏联人前来协助。他们是:切列潘诺夫(Alexander.i.Cherepanov)、波利亚克(vladimer.Poliak)和捷列沙托夫(Nikotal.Tereshatov),全都毕业于红军军官学校。切列潘诺夫留下了一份关于黄埔军校和苏联人从事教育活动的有趣纪录。[33]苏联顾问强调战术和射击方面的实际训练,按照第三号档案的记载,中国军队在这些方面最为欠缺。关于作战训练,他们强调在敌人的炮火下迅速出击,不论兵力多么弱小都从侧面攻击敌人,以反击阻止敌人的进攻。苏联顾问不参与政治教育。“目的是让右派们找不到指控我们‘输出共产主义’的借口”。[34]新的苏联顾问小组于7月和10月间到达广州。
    孙中山的第一位苏联军事总顾问是巴甫洛夫(P.A.Puviov)将军,这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32岁的指挥官,俄国内战时期曾率领红军立下赫赫战功。[35]巴甫洛夫约在6月20日随同从北方返回的鲍罗廷一起来到广州,化名“帕布洛(Govoroff)”。[36]巴甫洛夫将军的主要成就是把各路兵马统一成为保护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军队。他提出创建军事委员会,该组织于7月11日成立。军事委员会成员多是重要的指挥官,他们是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樊钟秀和蒋介石。此外还颇有趣味地加进了三位文官,他们是胡汉民、廖仲恺和伍朝枢。[37]军事委员会的创设是向集大权于一身的指挥权迈出的一步,虽然这一步来得相当晚。
    在7月15日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巴甫洛夫将军提出一个包含六项内容的计划。第一项是在联军中设立一个政治机构。军队政治工作者要在黄埔军校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分别派往各军及其所属部队指导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军事委员会成员,都要负责军队中的全部政治工作。第二项要求对联军的指挥官进行再训练,重点是政治训练和形成统一的战术。现有的军校应得到改善,应该从各军吸收优秀分子,通过特别训练创建精锐部队。巴甫洛夫的第三项建议是采用苏俄内战时期的办法,在广州开辟一个特别防御区,做好动员全部物质资源以便保卫广州的准备。后三项建议是组织装甲部队、在敌占区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以及创立军事监察机构等。[38]北伐是孙博士的设想。巴甫洛夫将军还试图对北伐取胜的可能性做出评估,他的初步看法是否定性的。巴甫洛夫在广州仅逗留一个月,便前往东部前线视察,7月19日在东江附近的石龙河不幸落水身亡。孙中山指示为巴甫洛夫举行公开的安葬仪式。巴甫洛夫的葬礼于7月23日举行。[39]
    孙中山采纳巴甫洛夫的建议,指定蒋介石担任“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担任一个类似的委员会主席,负责政治训练。巴甫洛夫的计划当时虽未产生效果,但统一军队和政治训练的观念后来在更多苏联顾问的帮助,以及推进军队统一的缓慢过程中得到实现。到1924年10月以前,学员总共1000人,他们在苏联顾问的直接指导下学习。为了引入政治工作,军校成立了一个政治小组,同时学员们还参与了广东的一场活生生的政治生活。
    另一有远见的步骤,是准备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坚,黄埔军校便是为这个目标而创建。1924年8月11日 ,蒋介石在政务会议上介绍了自己的构想。他提议建立一个师为下一年的发展打下基础。主要的困难来自缺乏资金和武器。蒋介石估计建立和装备一个团需要花费36000美元,而建立和装备一个师,包括12门大炮在内,则需要2720000美元。他暗示,配置这种规模的军队每个月需要筹得略高于220000美元的款项。[40]
    9月3日,蒋介石指派何应钦着手筹备模仿苏联模式的教导团。该教导团后来成为新军队的第一团。征募士兵的工作已在进行,陈果夫负责上海的一个秘密征募点。蒋介石希望在江苏、安徽,和他的老家、富庶的浙江征募士兵。许多穷乡僻壤的男儿被分批送到广州。建立第一、第二教导团时,士兵来自各地,低级军官由黄埔军校学员充任,多数较高级的军官则从黄埔军校工作人员中抽调。[41]
    获取武器是件困难的事情,但10月间苏联的第一船武器运抵广州,加上没收到的商团的武装,这个难题得到了解决。[42]
    韦慕庭(1907-1997):已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注释:
    [1]译者按:这是韦慕庭、夏连荫:《革命传教士——苏联顾问与中国民族主义者》(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89.)一书的节译,内容涉及国民革命军的起源、组建和改进等。本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组建国民军的计划》和《改善国民军的努力》,以及该书第三号档案的全文。译文总标题为译者所加。
    [2]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 1920-1927. p. 95-97.
    [3]KFNP, p. 1031; also reported by Cherepanov, Zapiski. p. 47; Draft Translation, p. 59; As Military Adviser, p. 41.
    [4]《革命文献》第8辑,第1086页。
    [5]译者:见本文附件。
    [6]这样的说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报告前面提到的八位将军中,程潜和许崇智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范石生毕业于云南军校,杨希闵应该也是该校毕业生。谭延闿、吴铁城既没有受过军事教育,也肯定不是过去的强盗。刘震寰的早期历史可以说是模糊不清的。如果"Fan Shi- ming" 就是樊钟秀的话,他曾是广州河南的土匪头子。
    [7]NA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USDS 893.00/5318, Dispatch, Jenkins, Canton , November 24, 1923, gives a total of 38,000 troops available to Sun against Ch'en Chiung-ining, "but may be exaggerated." The same figure is in CWR (China Weekly Review), December 15, p. 113, a Reuters dispatch quoting "well informed sources in Canton ." On December 11, Hin Wong listed nine units of allied armies in Canton, said to total 90,000. CWR. December 29, 1923, P. 184.
    [8]蒋介石离去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包括与苏联顾问意见不合、怀疑苏联的动机、缺乏足够的权力、对经费来源不乐观,以及对广州总体政治趋向不满等。包惠僧认为因为程潜是孙博士委任军校负责人的首要选择,而蒋介石不愿在程潜手下工作。按照包惠僧的说法,张静江(Chang Ching-chiang)曾到广州说服孙中山委任蒋介石领导军校。李又宁(Li Yu-ning)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包惠僧回忆录》第151页的记载。
    [9]蒋介石的任命和委员会委员名单,见《国父年谱》第1059页; 第一次会议和初步打算,见第1073-74页;蒋介石的辞职书,见第1075页。招生政策,见《国民党周刊》第9号,2月24日,第7-8页。参看陈训正《创建党军》,《革命文献》第10辑,第1429- 36页。
    [10]原文暂未翻译。
    [11]主要官员的姓名,见钱大钧《黄埔军校开创时期组织》,《革命文献》第10辑,第1465-70页。
    [12]创办军校的一般说明,见《革命文献》第13辑,第1167-68页。根据国民党档案, 孙中山指定自己担任军校领导,与蒋介石一道担任校长。约在1924年2月的前三个星期,切列潘诺夫(Cherepanov)证实孙中山将出任校长,蒋介石或许是副校长。见Cherepanov, Zapiski.p.85;Draft Translation,p.110;As Military Adviser,p.70.切列潘诺夫的说明混入了反对蒋介石的人的叙述,可能是事后回顾。台湾和中国大陆学者都为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会写了大量论文,编成《黄埔军校六十周年论文集》和《黄埔军校史料》。两本书都有价值,但我们的多数文本肯定更有价值。另一本新近出版的著作是:A.Yukevich,"The Huangpu Military Schoo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3]国父年谱》第1086页。
    [14]同上书,第1074页。来自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4年2月。
    [15]《中国国民党周刊》第 9,第10号。
    [16]这是李又宁教授根据1924年3月13日上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一个会议备忘录得出的结论。稍后,广州、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四个中心继续招生,据陈果夫:《建军史之一页》,载《革命文献》第10辑,第1455-64页。
    [17]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4月3日。关于蒋介石坚持留在浙江期间和广州的同事的通信,见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p.92-96.
    [18]Fischer, The Soviets, 11, 640.这笔钱相当于2,700,000中国元,但只送出其中的一部分。1929年2月26-6月4日间,费希尔(Fischer)十次访问鲍罗廷。费希尔在自传中详细叙述此事,见Men and Politics,p.138.
    [19]Holubnychy,Michael Borodin,pp'412-13,引用了几位苏联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Kartunova,"Y.K.Bliukher in China," PP' 54-55. 这项研究以布留赫尔(Blyukher)的日记为基础。译者注:Blyukher,中文化名为“加伦”。
    [20]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广东省财政厅,广州市财政局,和Army Estimates Office每月分别提供5,000美元;公共安全局,即广州公安局,贡献15,000美元。See also Wang Cheng-hwa, "A Preliminary Estimate of the initial Expenses of Whampoa Academy."
    [21]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p.112-115.
    [22]《革命文献》第8辑,第1105页。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它几名军人是:李烈钧、柏文蔚、石青阳和熊克武。李烈钧和柏文蔚在广东,但当时并不掌握军队。石青阳和熊克武在四川。同上书,第1161-62页。
    [23]《国民党周刊》第15期,1924年4月6日。朱培德的军队称为中央第一军团。卢师谛来自四川,但他的军队是否主要出自该省尚不能肯定。
    [24]《国父年谱》第1074,1078页,根据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459页的记载。
    [25]《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2年6月—1925年6月,有几百页大元帅府的纪录。孙科于1924年9月15日辞去广州市市长职务。在1923年4月到1924年6月间,广州市政府捐助黄埔军校的款额超过一千万美元。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NA),USDS 893.00/5729,Dispatch,Jenkins,Canton,September 17,1924.在将近9月底一次会见乔治·索凯尔斯基时,孙科说:1923年4月以来的18个月,“我们不得不拿出12,000,000美元的广州市政经费中供给黄埔军校。”NA,USDS 893.00/5176, Dispatch,Cunningham, Shanghai,October l,1924,with clipping from North China Daily News, September 29.
    [26]The China Year Book, 1923, p. 594, and NA. USDS 893.00/5445. Dispatch, Jenkins, Canton , April 26, 1924.
    [27]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NCH),June 7 and 28, 1924, PP. 366. 486;China Weekly Review (以下简称CWR),July 12,p.202,from Hin Wong in Hong Kong ,June28.
    [28]NCH, July 19,p.89;CWR,May10,p.396.and July19,p.232.
    [29]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当日记载。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一册,第349页,是各类人数的来源。关于黄埔军校很有价值的两项研究是:Richard B.Landis,Institutional Trends at the Whampoa Military School:1924-1926,and "Takening and indoctrination at the Whampoa Academy."The book by F.F.Liu,A mlil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devotes a chanter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history of the academy.
    [30]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4年5月9-13日。钱大钧是军校最早的教师之一,他根据记忆制作了一份高级工作人员图表,这份图表还经过两位同志的核对。见《革命文献》第10辑,第1465-67页。又参看陈训正《创建党军》,《革命文献》第10辑,第1429-1436页。
    [31]蒋介石的讲演摘要散见于他的“日记”中;蒋介石《蒋总统集》第一册,第391-451页,有更完整的文本。参见Landis "Training and indoctrination."
    [32]蒋介石的讲演及其所导致的事件,见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4年7月30日。
    [33]Cherepanov,Zapiski,pp.90- 103; Draft Translation,pp.115-32;As Military Adviser,pp. 73-87.
    [34] Ibid.pp.96-97;Draft,pp.124,127.
    [35]A brief biography of Pavel Andreevich Pavlov is in A.V.Blagodatov.Zapiski o Kitaiskoi Revolutsii I925-l927 gg,p'120.See also Visnyakova-Akimova,Dva Goda v Vosstavshem Kitae,pp.181-82,and Steven I.Levine,trans,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p.159.
    [36]NCH.June ZI,1924,p.480,列举帕布洛和鲍罗廷夫妇和孩子,6月15日从上海乘坐SSLinan号船前往广州。《国父年谱》第1104页,记载苏联人"Kao-ho--Io-fu",7月11日由孙中山任命担任军事委员会顾问。
    [37]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国父年谱》第1104页。
    [38]Cherepanov,Zapiski.pp.105-106; Drab Translation,pp-138-39; As Military Adviser,pp90-91.
    [39]NCH, July26.1924,p.129,和CWR,August9,p.338,报道巴甫洛夫溺水身亡一事时,他的名字才被公开。孙中山和许多官员参加了葬礼,虽然《国父年谱》没有提及。8月4日,黄埔军校举行了一场巴甫洛夫和两名中国学员的纪念会。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40]蒋介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8月11日 。
    [41]Ibid., summary for July,and September3; 陈果夫:《建军史之一页》,载《革命文献》第10辑,第1455-1464页。
    [42]按照俄国学者的新近研究,运载武器的苏联军舰伏罗夫斯基号(Vorovsky)号,1924年10月8日 抵达黄埔,船上装有8000支步枪,每支步枪配备500发子弹。见A.Yurkevich,“The Huangpu Mili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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