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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埔 校 史
    
在华外人对黄埔建军之认识初探
台北师大历史研究所 刘妮玲 撰稿 载黄埔军校旧址博物馆

                                                      一、前言
    民国十三年五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建立了一所军官学校,原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民国十五年后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先后设立了几所分校,惟习惯上称此一军校为“黄埔军校”。本文探讨当时在华外人对中国国民党初期建军性质与活动之认识,时间范围以军校成立前后(民国十三年五月)至北伐开始前后(民国十五年六月)为限。这个时期的军校中心在黄埔本校,故以“黄埔建军”称之。
    因史料有限,故本文所谓“在华外人”,系指英、美、日等国当时在华活动的人员,主要为各国驻华官员及新闻从业人员。这些人对黄埔建军的观感与说词,无疑的是各该国政府对此一问题有所了解的主要资料来源。故本文之研究结果,或将有助于了解当时英美等国对广州政府之态度。
    民国十三年元月,中国国民党完成改组,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容共政策,这是国民党历史发展中划时代的里程碑。此后的广州政府(后来改称国民政府)之政策与措施,颇受中外瞩目。黄埔军校的创立,原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政府,所从事革命奋斗事业的一环。军校的筹组、成立、性质、动作、功能等,都与广州政府密不可分。外人对黄埔建军有所认识(无论正确与否),一部份也是从他们对广州政论性质与政局发展的了解演绎而来。因此,欲明了外人对黄埔建军的各种认识之背景,首须探究外人对当时的广州政府与政局之认识,故本文第二部分先分析外人眼中的广州政府之形象。第三部分探讨外人对军校本身静态层面的理解,诸如成立经过、动机、经费、装备、学生来源、教育训练、学校性质等。第四部分探讨外人对黄埔建军的动态层面之观察,换句话说,外人对黄埔学生军及后来以黄埔军官为骨干成立的党军、国民革命军在平定商团、一次东征、平定杨刘、二次东征诸役,刺廖案,以及三月二十日之变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战力,均有所论列或评估,本节将以整理、分析。最后作一结语。
    本文所据资料,有当时英、美在华使领人员向其政府报告之外交文件,有外人在华所办的报纸期刊。其所论列,有不少是道听途说,悬疑揣测,甚至荒诞不经者,惟亦有可供研究黄埔问题参考之言论,可以略窥当时国际势力彼此作用之些许线索,而有助于吾了解黄埔建军过程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状况,提供了解黄埔建军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作者愿强调的是,因受资料限制,故本文所能完成的,仅为一初步的探究,希望藉此提供将来作类似研究或进一步研究黄埔建军问题者之参考。又,黄埔军先后历经校军、党军、国民革命军等时期,本文则概称之为黄埔校军或黄埔军。引文时,则照录原资料对黄埔军的称法,以存史料真相。
                                             二、外人眼中的广州政府
    中国国民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后,采取联俄容共政策,依孙中山先生之本意:一方面是为了争取与国以对抗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是纳中共于革命的正途,团结革命的力量。不过联俄容共政策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引起相当大的反响,造成后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行动;另一方面,在华外人也因此对广州政府产生疑惧。
    外人首先注意到的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政府,与共产制度之间究竟关系如何呢?《顺天时报》[1]在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孙中山先生与共产主义》为题,发表社论谓:“孙氏非共产主义者,吾人知之稔矣,上年……孙氏与苏俄代表越飞氏在上海声明,曰‘共产产义与苏俄组织,断难在中国实行……’。然自上年冬间以来之孙氏言动,令世人疑其信奉共产主义之点甚多,……(如)共产党员许可加入其中,且藉口违反党规,驱逐反共产党等,尤足以增孙氏赤化之疑念者也。……以吾人旁观者论之,近来孙氏亲俄的色彩,日臻浓厚,洵为不可讳之事实也。”[2]
   《顺天时报》继而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亲俄),目的并不在赤化中国,而是为了利用苏俄之援助,以保持其在广东之势力,且藉俄使关于撤废不平等条约之提议,唤起舆论,以敷民望,而换回其政治上之生命。[3]换句话说,日人对广州政府是否等同共产主义者,尚有几分保留。英、美人士对广州政府之看法,则十分强调其(共产)性质或(布尔什维克化)倾向。在香港发行,很能代表英国立场与态度的《《华字日报》》,[4]在民国十三年二月国民党改组后不久,即断言“孙文决行共产制”,[5]三月五日续谓孙中山先生以六个月为期,准备实行共产制度,[6]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一般。到三月十三日,又说孙中山先生在三个月内就要建立共产政府。[7]此后,《《华字日报》》将广州政府的所有措施,都看作是共产主义活动之进行。盖《《华字日报》》自始即认为:“中国国民党自改组后,即一变而为共产党,举凡一切措施,皆极力模仿赤俄。而党中大权,又直接握于广州共产党,即间接操于俄劳农政府之手,(因广州实行共产之推进机即为赤俄金钱接济)故国民党之赤化,无论如何,皆无可或讳。”[8]
    上海的《字林星期周刊》(The North China Herald 或称北华捷报)认为广州的国民政府自从成立以后,共产党员即进入各个部门,同时引进布尔什维克式的制度,故整个广州正处于(布尔什维克化)之中。[9]由于外间经常传说国民党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因此当时广州的政府官员时常向外界发表声明,力辟实行共产之谣。但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曾金斯(Douglas Jenkins)则认为:国民政府一再否认其共产倾向,半官方的英文粤报天天说明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政府官员也一再否认实行共产主义。尽管如此,知情的中国人仍认为国民政府在结构、政策、措施上,仍然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尤其广州政府完全是在苏俄代表的控制之下。[10]《字林星期周刊》在民国十一年元月九日,一方面转载了一篇《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所刊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澄清谣言的访问稿,吴铁城在接受访问时,力言“所谓广州是布尔什维克式政权,广州正由鲍罗廷与共产党统治,蒋介石是赤党等说法,绝非正确。”[11]另方面,则又肯定的报导谓:“国民党已分裂为二:一在北京开会,……一在广州……。事实上,目前广州的国民党确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12]
    外国人之所以视广州政权具有布尔什维克之性质,当系由于对联俄容共政策之真正意义了解不足所致。加上各国对彼此在华势力消长特别敏感,故对俄人与共产党在广州的地位十分重视,其中不免过份强调与渲染。民国十四年八月,一则来自香港的外电报导说: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对于俄人仅以顾问或友人称之。但自孙博士死后,俄人在广州之势力日渐扩大。其左右广州政府之俄国官员与顾问,有四十至五十人之多,连广州的海军舰队都受俄人控制,海军局长差一点就由俄人担任。北京的《顺天时报》与上海的《字林星期周刊》都刊载了这一则显然过甚其词的报导。[13]廖仲恺被刺后,俄人在广州的角色,尤为外人注目的焦点。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ames Jamieson)向外务部报告称: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后,广州政府的权力落入蒋中正与汪精卫之手。其实,在此期间,广州的实际控制者是:(一)鲍罗廷及其他俄国顾问,(二)罢工委员会。[14]鲍罗廷当时在广州之影响力甚大,他的建议经常就是最后决定。故广东的共党与非共党皆视其为“广州的独裁者”。[15]《字林星期周刊》谓:“国民党……与鲍罗廷共治广东,鲍……为俄共在广州之代表,表面上是广州政府之顾问,实际上专擅广州政府及其政策。”据韦慕庭(C.Martin Wilbur)教授之研究,至一九二六年,广州的俄国顾问总人数在一百四十以上,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16]人数相当可观。罢工委员会事实上亦由共党控制,可见共党在广州之影响力的确不小。英国官员即指出,当时广州政府中除蒋、汪外,另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是过去少被注意的谭平山。[17]谭平山为共党,暗中推动共党活动,自属平常。此外当时广州政府中的官员,亦多被外人视为激进或左倾,例如汪兆铭(精卫)被认为(有百分之六十激进成分),廖仲恺生前更被视为“绝对激进”[18]外人不但认为广州政局已“布尔什维克化”,而且带有敌意的宣传广州政府的统治为“暴政”。路透社在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香港发出一则电讯,谓:“香港在住中英人士,曾于本月二十五日开公愤大会,结果决议英国应以武力干涉遏止广东政府之赤化运动,且断绝苏俄之后援。”[19]《字林星期周刊》认为广州已成为(恐怖之治)(a reign of terror),前途一片黑暗,并说广州人民都希望这个“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日垮台。[20]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认为广州人对广州政府存在着疏离感,[21]并说:“大多数的广东人不赞成目前广州政府的激进倾向,并憎恶它与俄人的密切关系。”[22]
    总之,一般外人因为对俄国势力存有排斥感,故多认为广州政府在俄国顾问与中共影响下,已成为布尔什维克式的政权。这种成见,自然会影响他们对广州政府治下的黄埔军校的认识。
                                             三、军校的设立与内部运作
    民国十三年元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即议定设立军官学校,以培养真正由党指挥的革命军。旋派蒋中正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积极展开建校准备工作。《华字日报》得地利之便,而且对广州政情发展也最为注意,因此在各种外人言论中,最早论及军校的创立及发展。不过《华字日报》由于“反粤”之色彩十分鲜明,(事实上为英国对抗俄国在华势力之表徵)故报导论述颇多揣测甚至恶意造谣中伤之词。十三年二月底,军校尚在筹备之中,《华字日报》报导称:由于孙中山将于六个月后在广州实行共产党,故“从训练赤卫军入手”,[23]又谓:“军官学校……即为将来训练赤军之预备,业经聘定俄国人数名为教练。卒业于该校者,即用以充任赤军中之军官,将来赤军总监一职,决以俄人任之,而以蒋介石为副。”[24]二月二十一日蒋中正辞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华字日报》于是造谣谓:军校之筹办擬请李烈钧负责,不过为李所拒;又云军校将由苏俄代表鲍诺夫(按:或系鲍罗廷)包办,将来编成“赤卫军”,受共产党严格训练。[25]三月十三日,《华字日报》更为蒋中正辞去筹备工作进一解,谓:“军官学校开始进行,乃赤俄答允之六十万元,绝不见汇到,蒋介石因此愤然辞职。”[26]四月二十四日的《华字日报》,则又谓蒋之辞职,系因军校开办费问题与廖仲恺闹翻所致。[27]《华字日报》的这一系列评述,事后证明皆是无中生有。
    关于设立军校之宗旨,《华字日报》认为是仿效俄国,“专以养成共产党军之下级干部人材为宗旨”,而对于军校修业期限定六个月的原因,《华字日报》则提出一种近乎无稽的看法,谓:是因孙中山擬于六个月内实行共产制度,届时军校训练已完,“赶于宣布共产时,驾驭一班流氓土匪,为有步骤之抢掠也”。[28]《顺天时报》于军校正式成立前,认为“广东军官学校,为俄国赤军养成机关”[29]而当军校正式开学时,则谓“国民党以养成理想的孙文直辖军将校之目的,开办军官学校。”[30]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斯图尔德(G.R.V.Steward)认为:军校乃国民党中的共党分子所建立,用以培养国民党军队中所需的军官。[31]这两种说法,自然也是不明究竟的道听途说。
    经费是建校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当时广州政府拨给军校的开办费是十八万六千元,以后每个月广州政府仍提供经费三万元。[32]除此之外,据学者研究,俄国援助开办费三百万卢布,[33]合粤币约二百六十三余万元。[34]《顺天时报》的报导谓:军校创立经费,全部由俄国支出,以后每月供给维持费二万五千元。[35]英国驻华使馆武官获知的情报则是:开办费一百万元,由俄国驻广东之代表提供,另外每月再供给经常费二十万元。[36]关于俄国每月到底提供军校多少经常费,各种研究结果说法不一,有谓十万者,亦有谓二十万者。[37]俄援的确实情形,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外人认为俄国在军校建立过程中,提供了不少金钱援助。
    军校成立之初,武器甚感缺乏,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开学典礼当天,只从广州石井兵工厂取得三十支步枪,勉强供卫兵使用,后经廖仲恺与鲍罗廷磋商军援问题,至十三年十月七日俄船运来八千支配备刺刀的步枪,每枪并配有五百发子弹。[38]此后俄国又陆续运了不少武器装备到黄埔,或为军援,或是由广州政府价购。[39]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国驻华官员向外务部报称:一艘俄船顷抵广州,从海参威运来步枪三万五千枚,一组六段式野战炮,二十五挺轻重机枪,另有部分手榴弹。[40]《华字日报》在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的一篇报导中说:“两年来,俄赤党之援助黄埔军校者,金钱军械,为数已属不少,完全由鲍罗廷经手,计现款五千余万元,步枪四千杆,大炮二十八尊。”[41]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在十四年三月向北京美国驻华公使馆报告谓:“苏联已交与粤方八千支步枪,且不时仍有大量金钱接济。”[42]八千支步枪之送交,已是半年多以前的事,美领事的这一则情报显然显然获知太迟。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于十四年春向外务部作成的一份有关黄埔的报告指出:军校学生配备的是七九步枪,是没收自商团军所得,去年适时送来军校所需武器(按:即十三年十月的八千支步枪)的俄舰舰长之大肖像,还挂在军校中。[43]十四年十月,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报导了俄国仍旧运来野战炮及机枪的消息。[44]总之,外人经常有广州接受俄国武器装备的报导,不过消息来源是否可靠则不尽可知。
    军校的学生来源,自第一期起,就拟采取各省区配额方式,以建立一个足以代表全国的军校。论者以为这是孙中山先生强调革命应为全民谋福利主张之表现。[45]军校虽无法完全按照理想的分区配额方式招收各期学生,但入学学生也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46]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的报告说:军校学生来自中国各地,有几个来自蒙古,籍隶广东的不过五人而已。[47]广东籍的学生当不止五人,不过,学生“遍及全国”的了解是正确的。《字林星期周刊》对军校学生来源与分布的说法,则不太正确,其报导谓:今年(民国十四年)春大多数的学生来自满州与东北省份,后来又在各地方招募数以千计的青年人。最近又大量招集全国各阶层的罢工市之青年进入黄埔,从事短期的训练。[48]《华字日报》则谓:黄埔之招生,是“蒋中正为自拓势力计,诱来各省青年,教不满期便驱之战”,[49]显属恶意中伤之词。
    在民国十四年六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变前,广州一直是(客军)的天下。所谓客军,指驻在广州附近,名义上受广州大元帅府指挥,而非粤军的其他各省军队。当时在广州市内,各军总司令部林立,有十几个之多。[50]黄埔军校的学生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仍以浙江、两湖、两江、四川、广东省为最多。这些省份立居长江中下游及以南之地,黄埔前四期学生中,来自这些省份的,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51]由于外人对广州军队先天上存有主、客军之分的观念,加上黄埔学生多来自广东以外各省,故不免视黄埔这一支武力为广州附近新添的(客军)。《顺天时报》谓黄埔是“招江浙散兵组成”,为广州之客军。[52]民国十四年八月刺廖案发生以后,黄埔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担任广州戒严与卫戍之责,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V.MacMurray)于十四年九月九日向国务院报告广州政情时曾说:“目前的广州是由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指导的客军(Non-Cantonese troops)所支持的激进劳工团体所统治。”[53]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于九月二十八日也说:“蒋中正及黄埔军已完全控制广州,但广州人十分厌恶非粤人的黄埔军及其习自俄人的伎俩。”[54]这种视黄埔为客军的观念,使曾金斯在十月二十三日甚至作出唐突的预言:黄埔军不难在几个月内被推翻,就如同过去许多在广东的客军一样。[55]
    俄国顾问在黄埔的教育训练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当时在黄埔充任顾问的切列潘诺夫(Cherepanov)回忆说,俄国顾问不愿意涉及军校中的思想政治训练,以免被国民党右派攻击为散播共产主义种子。[56]不过根据近人之研究,苏俄顾问在军校中的影响,包括了战术与政治训练两方面;[57]论者甚至以为,军校中的教育方式是中俄合壁。[58]不过当时军校内的中国教官中,以留日习陆军者最具影响力,[59]因此,军校中的教育训练课程,必然带有日本的影响;由是遂有学者认为,黄埔的教育训练究竟是以俄国式或日本为重,尚难加以论定。[60]英国官员的印象是:俄国教官教共产主义,日本教官负责军事课程,中国教官则教医学及工兵课程。[61]《顺天时报》曾报导说:军校的生活作息、操练、纪律,“为纯然日本军队式之训练”,[62]这个看法与英国武官看法相同。[63]密勒氏评论报认为军校学生在黄埔六个月,所受的是“军事及布尔什维克训练”,[64]《字林星期周刊》也有类似的看法:俄顾问多是沙俄时代久经战阵之军人,故能将黄埔训练成有纪律、有战力的军队。黄埔学生除受军事教育外,也受布尔什维克理论的熏陶,教他们对所谓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采取仇视态度。[65]俄国顾问的确实影响力虽然不易评估,不过据学者研究指出,先后来到广州的俄国军事顾问人数,在民国十四、五年间达到最高潮,有六十人左右。[66]当时外国人除笼统的强调俄国顾问的影响之外,对于顾问的人数也有过份夸张的传说,例如《密勒氏评论报》、《华字日报》皆曾报导说:在广州的俄人大约一千二百,其中大部份在黄埔工作。[67]
    就军校的精神教育内容来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应是最高的思想指导原则。不过由于受到俄国顾问与军校中共党分子的影响,教育内容有所偏差。外人因此遂强调整个军校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偏向共产与激进之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曾金斯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在与诺曼(R.S.Norman ,曾任孙中山先生多年秘书与顾问)的一次谈话中,归纳了如下的结论:黄埔军校完全在苏联顾问的控制之下,而且黄埔是布尔什维克暴动分子之训练中心,也是苏维埃文学的传播中心,或者更精确的说,是反外宣传的中心。[68]第一次东征行将束时,曾金斯认为:“这支受苏俄军官训练的军队(黄埔军)很可能相当倾向布尔什维克。”[69]《字林星期周刊》认为黄埔“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顾问指导下,走纯粹布尔什维克的路线。”[70]英国使馆武官也说:“虽然军校中的教官否认他们追随布尔什维克主义,但国民党在广东之目标,与布尔什维克党之理想似无多大区别。”[71]
    外人经常误称黄埔军为“赤军”,并认为军校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呈现布尔什维克色彩,应归因于俄国顾问的影响,似乎较忽视军队中潜伏的共党分子之作用。据当时俄国官员估计,在民国十四年底,军校学生中有百分之十到二十是共党(这个数目可能估计过高),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左倾;[72]到民国十五年初,根据俄国顾问的说法,国民革命军中已有一千个共产党员,其中有六至七百人是在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后陆续加入共产党的。[73]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在民国十五年三月间报告谓:“据说黄埔校军中有百分之十为共党”,[74]《华字日报》在民国十五年初曾云:“黄埔军校学生,亦分共产党与非共党两派,大约旧生多属共党分子,新生多属非共党分子”。[75]按,根据吉勒斯派(R.E.Gillespie)的研究,加入共党的黄埔军校学生,第一期有十八人,第二期五人,第三期七人,第四期九人,第六期六人,另有十四人期别不明;这些人并不见得全是就读军校时就加入共党,有不少是在校时左倾,毕业后才正式加入共党。[76]据此,前六期军校中先后成为共党的,共计六十七人,在黄埔学生中,只占极微小的比例。当时外人对军校中共党分子的人数与活动并无多少具体的认识,却动辄称黄埔军为“赤军”,自属过甚其词。
    就整体而言,外人对黄埔军的素质与发展,除了强调其为布尔什维克以外,另尚有下述这正面看法。由于黄埔学生入学前的教育程度都在中等以上,故英国官员认为此一军校学生大多数为“知识分子”;[77]美国官员认为一支军队的素质,“与其他军阀的佣兵式军队不同,有为中国自由而战的观念”,“无疑的是一支优良的战斗力量”;[78]日本的《顺天时报》评述说:“该校训育方针,与从来中国陆军学校之方式异,根据孙文三民主义,注重精神教育,……是项军队,一俟完成,定为南方有力军队”;[79]密勒士评论报谓:“这批学生军的军纪与训练,是广东地区有史以来最好的”;[80]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在参观完黄埔军校后,曾作一简单结论谓:由目前军校发展的状况来看,掌握军校者,即拥有军力基础。这个军校的成果说明:中国南方的军队已习得军纪与团结,传统军阀以人多取胜的观念,将来势必为这些学生摧毁,……若能刻意的加以宣扬,这个学校将来必能在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81]此外,英国武官在观察学生来源时,注意到黄埔学生有部份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由是他寻思道:这些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在黄埔习得军事技能后,是加入中国的地方军队呢?或者将返马来亚地区,从事苏俄所期望的殖民地暴动呢?[82]这可能是外人对黄埔军校所可能造成影响的另一考虑,也是英国对俄国势力扩张的自然警觉。
                                             四、军校的表现与军力评估
    军校于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至十月十五日即初试啼声,参与广州政府平定商团之役。商团事件的起因、经过与解决,非本文所能详述,此处仅说明商团事件发生过程中,外人对黄埔军校所扮演角色之看法。十三年八月中旬,广州商团溢额进口武器,事为广州政府察觉,命黄埔军校蒋校长加以扣押,并且暂存于黄埔。十月六日的《华字日报》藉机大做文章,攻讦此举是因蒋校长为扩充实力而起,其文云:此次商团军械被扣,外间但谓为廖仲恺、胡汉民等所主持,而不知其起意者实为蒋介石。蒋为浙江人,眼见广东只有滇、桂、湘、豫等军,各植势力亦各饱所欲;彼亦欲自起一支浙军,以争雄于珠海云山间,……(蒋)在黄埔办理陆军学校,入校学生,六个月速成毕业,即驱之为兵;但有人无械,也是枉然。忽闻商团有此一帮利器,船经黄埔时,蒋遂眼见心谋,即与廖、胡相商,决意扣留。而廖、胡两人,亦欲组织农工团之共产军,以迎合孙中山意旨,得此帮商械可以速成。因此亦赞同蒋议,而扣械风潮乃风起云涌。[83]十月十日,广州政府将部分扣押的军械交还商团,是日正值国庆日,广州群众举行纪念大会及游行活动。商团点收武器时,值游行群众前来,因彼此疑忌,双方遂起冲突,游行队伍被商团射击造成死伤,广州政府遂决定以武力平定商团,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对十月十日冲突事件之报告,谓是因游行队伍前来干预商团点收武器而起,尤其强调此一游行队伍中包含有“赤色学生军”-即黄埔军校学生-在内。[84]十月十五日,广州政府的革命委员会任命蒋校长负责指挥委员会所辖黄埔军、工团军、农民军、湘军讲武堂学生、滇军干部学校,及吴铁城的警卫军等,以平定商团之变。[85]据《华字日报》所载,十五日凌晨四时起,向广州西关商团据点进攻的,是以许崇智的粤军、吴铁城的警卫军、李福林的福军为主,并谓“福军……以机关枪掩护共产党之学生军(按:指黄埔军)向商场放火,……此次攻击,省长公署为临时指挥所,蒋介石主其事。”[86]
    据俄国顾问的回忆,有两连黄埔学生军参与此次平定商团的行动,但未特别提到军校生的表现;[87]《华字日报》对于此次事件之报导,一面倒向商团,极力攻诋广州政府的军队,对黄埔学生军的表现,则无太多叙述;英、美官员及外人的其他报纸期刊,对于商团事件中黄埔校军的表现,也缺乏描述。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平定商团叛变时,黄埔军训练未完,实战经验缺乏,并无多大表现。[88]不过也有肯定黄埔军在平定商团时表现优异的说法,例如十六年八月的《北京满铁月报》谓:军官学校设立后数周,与广东商团军冲突,学生军于是役出乎预料的发挥战斗力,首度表现战功。[89]又如研究黄埔军校与国民政府关系的吉勒斯派指出,在平定商团事件中,黄埔军校有两点贡献:第一、军校政治部指导学生积极进行示威宣传工作;第二、派遣两连学生军参与清剿商团的战役,黄埔学生同时在部分工团军开赴战斗前,协助工团军从事训练。[90]或因参与此次实际战斗的学生人数较少,故未受到当时外人之特别注意。
    平定商团之役,黄埔校军的实力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民国十四年二月第一次东征之初《华字日报》甚且对黄埔校军的实力嗤之以鼻,其词云:蒋介石之军官学生,半是收宁波子弟,而开办未几,程度可知,于粤省地形,又一概茫然不知,现以之充丘八,驱赴前方作战,何堪效命应敌?故出发虎门后,只在沙角威远各炮台,权充台兵,担任警卫戒瞭望而已。且各生不惮千里来粤,令先充兵出战,情实不甘,于是多数不充装潜逃,连日以来,各区队长均有学生私逃之报告多起云。[91]《华字日报》甚于反对立场,对广州政府及黄埔军校常作歪曲不实之报导,前述引文又为一例。过后不久,黄埔军在东征战场上的优异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不啻对《华字日报》之恶意中伤作最有力之反证。第一次东征是在十四年二月四日下达攻击令,广州的政府组成“联军”,东向扫除盘踞东北的陈炯明势力。黄埔军是以教导一、二团为主,加上军校第二期学生,仅占联军的一小部分,然所谓联军中的滇、桂军,并未实力出击,因此黄埔军以极少之众,却立下赫赫战功。东征之初,黄埔军即表现良好的军纪,与传统中国军队判若云泥。《华字日报》报导谓:联军入东莞后,洗劫街市,幸军官学生稍受教育,入城后即竭力弹压,然后军队始稍敛迹。[92]北京满铁月报也曾盛赞黄埔军在第一次东征时军纪严整,深得战区民众之信仰。[93]
    黄埔军的英勇善战,也在第一次东征时开始展现,淡水一役,《华字日报》报导称:“此次战事之剧烈,实为两年来所未有”,而作战时,“蒋介石之军官学生为最不怕死,故该军死亡人数,较他部独多。”[94]北京满铁月报引述俄顾问加伦的话,谓黄埔军及其所训练的军队(教导团),其战技之精巧,临阵之勇敢,即使在欧战中,也罕见其匹。[95]因此,在第一次东征过程中,黄埔军以区区千人之数,却成为联军击败陈炯明的主力。东征时的首席俄国军事顾问加伦曾说:“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粤军,特别是寄托在黄埔军校的教导团”;[96]《华字日报》发表短评谓:“此次联军主力全在学生军”;[97]密勒氏评论报说:“在东江击败陈炯明的战役中,学生军实具举足轻重的地位。”[98]
    第一次东征之胜利,自系因蒋校长、教导团何应钦团长等指挥得当、黄埔军有主义指导,有建国目标,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不畏牺牲所致。不过当时外人除承认黄埔军英勇善战之外,对黄埔军致胜原因,另有两种说词,第一是归因于俄国顾问之协助。按:一次东征时,随黄埔军工作的俄国顾问有二十名,协助策划战略、指导炮兵、通信、军需等业务、操作铁甲车等,[99]对东征自不无助益。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报告称:陈炯明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林虎的背离,(二)苏俄军官与顾问对粤军的协助。……俄国人长久以来即在广州指导粤军及黄埔军校的年轻军官,并随军上前线作战。他们在军需与运输部门提供协助,同时也在野战场提供正确的指导。[100]《顺天时报》报导东征消息时说:“此次孙中山军队所以能节节击败陈炯明之军队,虽未尝无其他理由,但俄军官之指挥得力,究为其主要原因之一。”[101]俄国顾问中,又以首席军事顾问加伦最受瞩目。加伦于民国十三年十月下旬抵广州,随即策划第一次不征。加伦是一心思细密、讲究方法之人,对计划的布署,钜细靡遗。[102]研究中国军事史的刘复认为,棉花湖之役的胜利,主要固然应归因于蒋校长的指挥,但加伦在此役的贡献也不容忽视。[103]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尤其强调加伦这重要性,认为:“黄埔军在东江战事之所以获致进展,是由于前沙皇时代的俄国上校,即现在被称为加伦将军者负责参谋指挥、运筹帷幄所致。”[104]
第二个原因,是黄埔军的政工制度发挥功能,使革命军的武力与群众结合所致。当时黄埔军的政治工作往往为军事之前导,政工宣传以东江前线的工人、农民为对象,数以千计的传单、革命歌曲在东征期间散发给陈炯明所部军队与东江农民,在已占领的城市中召开工农民会议,并加以组织。[105]由于注重唤起工、农群众,[106]故《华字日报》认为:“攻入海丰者,全非许(崇智)、蒋(中正)军队冲锋陷阵之功,而为一介专搅农会之共产党人彭湃之力。”[107]此种说法自然过于片面,不过从中可窥当时共党分子在动员民众的工作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不久,原驻广州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心怀异志,危及广州政府,政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乃命蒋校长为总指挥,率党军(黄埔军)、粤军回师驱逐杨、刘,于十四年六月中旬成功肃清杨、刘反动势力。综观此役,仍以黄埔为主力,《顺天时报》云:“粤军回师平杨、刘,其友军以黄博之学生军为主力。”[108]加伦在平定杨、刘之叛时,担任参谋长之实际任务,对作战指挥影响甚大。[109]《顺天时报》曾谓:“此次粤军大奏凯旋,实因俄国将校指挥得法之故”,[110]可见对俄国顾问评价甚高。此次回师讨杨、刘,当军政治部为配合军队作战,特组战时宣传队,由政工人员及军校学生编成,以李之龙(共党分子,后为海军局代局长,三月二十日事件要角)为队长,先行宣传,组织策动民众响应。[111]《顺天时报》称此次平定杨、刘,“并非主军与客军之战,实是共产军与反共产军之战。”[112]其所以仍视黄埔军为“共产军”,或即是过分重视俄国顾问及军队中共党影响力所致。
    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身为广州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廖仲恺被刺身亡。暗杀事件本身及对政局造成的影响,是各方十分关切的问题。当时外人多认为廖仲恺之被戕,乃国民党内共产、非共产两派明争暗斗之结果,他们指廖仲恺为“共产派”之首领,视黄埔军校为“共产派”之武力凭藉。[113]八月二十五日,黄埔军校派兵在广州实施戒严,开始逮捕涉及廖案的关系人物。[114]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国务院报告说: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六点,黄埔学生军占领广州,挨户搜索,逮捕了一百多名涉及廖案的官员。这是意料中的左派与共产派之间决裂的开始,也是共产派在苏俄顾问指导下展开的第一步行动。[115]《顺天时报》对于广州政府对于逮捕涉及廖案人物之行动,说成是“大兴党狱”;[116]胡汉民因涉嫌被拘押后,《字林星期周刊》引述一位原告广州的外人谈话谓:胡汉民被捕后,广州可能展开整肃、屠杀的说法,并不足为奇。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其反对者之间的清算总帐,是广州人民意料中之事。不过结果并不乐观,因为黄埔学生军在俄人训练下,最后胜利也将归布尔什维克党所有。[117]当时的外人认为,蒋校长与黄埔军自廖案后,遂渐稳固的控制着广州的局势,不过他们却将黄埔之胜利误解为布尔什维克之胜利。美国驻华公使在九月上旬向国务院报告说:“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表面上成为政府的领袖,实际权力则落在蒋中正及由俄人所训练的黄埔军之手。”[118]美使特别强调黄埔军接受俄式训练,甚至说,在粤人眼中,黄埔军“形同外国军队”,希望粤人领袖能联合一致,“将黄埔军与俄人一起驱遂出广州”。[119]美国官员所表现的对黄埔及俄国顾问的排斥倾向,事实上是惟恐俄国影响力进入广州后,将对美国利益产生威胁。
当蒋校长与黄埔军已成为广州政府的主要支柱时,外人对广州政府及黄埔军并不友善,从二次东征前后,他们不断表示欢迎陈炯明回粤之态度即可证明。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字林星期周刊》登载一篇对陈炯明的专访,称许陈能够对抗“广州赤军”,[120]并说:“众所周知的是,广东人一直期望国民党中的白色势力—唐绍仪与陈炯明—能够回粤驱遂赤军”。[121]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曾金斯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蒋已控制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据传陈炯明与其他粤军将领因反对俄人及过激主义,将联合起来,由粤东进攻广州,……陈炯明在过去三年来一直是广州的(白色希望)(White hope),但他未能解救这个都市,而且期望他能再度有辉煌表现,也是不可能的。[122]这个时候的曾金斯,虽然在态度上并不支持蒋校长与黄埔军,但又不敢期望陈炯明能有所作为,因此对广东局势发展之报告,显得闪烁其词。例如九月二十八日的报告说:粤军领袖计划与陈炯明联合,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黄埔军逐出广州,不过如我前已指出,除非他们能团结一致,否则很难成功。蒋中正的真正意向仍是个谜,他除了宣称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外,并无表现意愿的举动,……蒋是否继续追随俄人,以获取利益,或是蒋本身力量已足,在俄国顾问无利用价值时,即将之驱退,则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肯定。[123]十月二十三日,曾金斯续言:“蒋校长正继续强化黄埔校军,而且显然已成为广东最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但由于……与俄人关系过于亲密,已使他失去一般民众的支持。[124]
    在第二次东征的军事行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以黄埔军校为基础所建立的军队,[125]不过外人对这次军事行动较少评述。曾金斯曾报告惠州之役的消息谓:“是役十分惨烈,……黄埔军及联军死亡超过七百人,受伤者更多,占领惠州后少见抢掠之事发生。”[126]曾金斯肯定蒋校长的才干优于他的对手,并认为:“从这次军事行动进展迅速看来,广东的反对势力能否对蒋中正或黄埔军构成威胁,已是一大疑问。”[127]《字林星期周刊》的通讯员报导东江战事时指出:“陈炯明若要打败蒋介石的布尔什维克学生军,唯一的办法是拉长战线,分散蒋介石军队战力,因为黄埔军在苏俄装备及顾问训练下,战力何啻陈军十倍。”[128]由此可见,外人一方面肯定黄埔军战力可观,另一方面则仍旧十分强调俄国顾问与援助对黄埔建军的重要性。
    到十一月间,二次东征将届结束之际,曾金斯认为,蒋校长已毫无疑问的成为广州政府之主宰;曾金斯同时指责粤人过去从未能团结一致,为广东省民众谋福利,现在如果又推翻蒋中正,则广东恐怕又要面临新的混乱时期。[129]言下似有广州已不能缺少蒋校长与黄埔军之意。
    民国十五年初,《字林星期周刊》报导说,俄人与广东军事领袖间的分歧已经产生,黄埔军校学生与俄国顾问间的冲突更是随时可能爆发:事件的爆发,内在原因是国民党右派之推波,外在原因是军校中非共学生的反共要求。[130]至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后,外人普遍以“政变”视之,密勒氏评论报认为:事件的爆发,内在原因是国民党右派之推波,外在原因是军校中非共学生的反共要求。[131]事件之后,蒋校长的言动最为外人瞩目,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蒋先生此后的政策是渐趋温和或者转而激进?英国驻粤总领事杰弥尔逊最初认为此事件是俄国顾问与激进派对抗广州政府中的温和势力之结果,[132]此时的蒋先生,被认为是“温和派”。但杰弥尔逊即而感到不解的是,蒋校长似乎很快的又与俄人合作,温和派反遭排斥。[133]曾金斯则认为三、二十事件后,蒋校长并未驱逐俄人,是由于发现黄埔军中的激进分子,远比想像的多,因此蒋校长此后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整顿黄埔军。[134]四月十日,军校中由共党分子及倾共学生所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告解散,曾金斯认为这是蒋校长有意遂步清理黄埔军中激进分子的证明。[135]不过后来的种种迹象显示,蒋校长似无意与俄人断绝关系,曾金斯一度对蒋校长的意向感到疑惑,[136]但不久曾金斯即归结出其中的道理,他认为俄国顾问之所以继续留住在广州,主因在于:每一艘抵达广州的俄国船都运来武器与军品,这些物资的分配权掌握在鲍罗廷之手,因此他在广州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37]民国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曾金斯在呈国务院的报告中,对此一问题有进一步的申论,对蒋校长之地位与作法也另有一番解释:蒋中正已成为广州的统治者,无论共党或温和派,皆不足以与蒋对抗,更不足动摇其权威。蒋仍旧一如往常,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以及为国民革命及国民党奋斗的信念。目前,蒋虽与共党分子及俄国人合作,不过一般咸信,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仍需要俄国所提供的军事物资与资金的援助。[138]
    
    [1] 《顺天时报》于光绪廿七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创办者为日人中岛真雄,最初经费或由东亚同文会支持,光绪卅一年二月,该报转让给日本外务省,故可算是日本在华之半官方机关报。参见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印行,1966年),上册,页一五六;吴文星,《顺天时报—日本在华宣传机构研究之一》,(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六期,(1978年5月),页三九一—二。
    [2]《顺天时报》,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3] 《顺天时报》,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4] 《华字日报》原为香港英文《德臣西报》(China Mail)之中文版,一八六四年开始发行,民国八年后与《德臣西报》各立门户,惟因其始终在香港发行,立论深具维护资本主义利益之意味,且对当时的广州政府攻击不遗余力,颇能反香港的英国政府之立场,故本文视《华字日报》为英国对华舆论之一代表。
    [5] 《华字日报》,民国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6] 同上,民国十三年三月五日。
    [7] 同上,民国十三年三月十三日。
    [8] 同上,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9] The North China Hearld,(hereafter , NCH),1925.8.22,p.199.
    [10]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hereafter , RDS),893.00/6702,1925.9.
    [11] NCH, 1926.1.9.p.54
    [12] Ibid.,p.55.
    [13] NCH,1925.8.22, p.199.;《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14] Great Britain, Foreigh Office ,China,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orrespondence ,(hereafter ,F.O.), 228/3276, p.641 ,1925.10.15.
    [15] Jocobs,Dan N.,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 Press, 1981) p.177
    [16] Wilbur ,C.Martin, “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37,”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Vol. 1 , Book 1 ,(Chicago..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8), p.233.
    [17] F.O.,228/3276 ,p.645 ,1925.11.1
    [18] F.O.,405/248 ,p.154 ,1925.7.2.
    [19]《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20] NCH, 1925.8.22, p.197
    [21] RDS, 893.00/6776,1925.10.23
    [22] Ibid.,893.00/6880, 1925.11.25
    [23] 《华字日报》,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4] 同上,民国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25] 同上,民国十三年三月三日。
    [26] 同上,民国十三年三月十三日。
    [27]华字日报,民国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28]华字日报,民国十三年三月五日。
    [29] 《顺天时报》,民国十三年四月二日。
    [30] 同上,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31] F.O., 405/247 ,p.268 ,1925.4.6.
    [32] 革命文献,第十辑,(党史会,1955年12月),总页一四五三。
    [33] MacFarquhar ,Roderick L.,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s on China, Vol.IX,(Harvard Univ., 1955), p.151.
    [34] 韦慕庭谓俄国支助开办费二五零万元以上,此数与三零零万卢布之说相差不远,Wilbur ,C.Martin , op.cit.,p.234.
    [35] 《顺天时报》,民国十三年四月二日。
    [36] F.O.,405/247 ,p.268 ,1925.4.6.
    [37] Lydia Holubnychy认为俄国每月提供十万粤币给军校,见氏著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 (East Asia Institute ,Columbia Univ ,1979 ), p.413;韦慕庭则认为是二十万,见氏著前引书,页二三四。
    [38] Gillespie ,Richard Eugene ,Whampoa and the Naking Decade ,1924-1936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of American Univ., 1971) ,p.77王柏鹷谓,这八千支枪几经分配,最后黄埔仅得三千枚,见氏著《黄埔军校开创之回忆》(五)),《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六期,(1970年6月),页九十六。
    [39] Gillespie ,Richard Eugene , op.cit.,p.77;Wilbur, C Martin ,op.cit.,p.235
    [40] F.O., 228/3110 ,p.210 ,1924.11.13
    [41] 《华字日报》,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42] RDS ,893.00/6145 ,1925.3.17
    [43] F.O.,405/247 ,pp.268-9 ,1925.4.6.
    [44]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hereafter ,CWR) ,1925.10.17
    [45] Landis ,Richard Brian ,Institutional Trends at the Whampoa Military School ,1924-1926,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of Univ. of Washington ,1969) ,p.25
    [46] 参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二册,(民国二十五年,线装),页四,第一期毕业生籍贯统计表。
    [47] F.O.,405/247 ,p.268 , 1925.4.6.
    [48] NCH ,1925.8.22 ,p.199
    [49] 《华字日报》,民国十四年三月二日。
    [50] 刘子清:《从军三十年》,(黄埔出版社,1954年),页十九。
    [51] Landis ,Richard Brain ,op.cit., pp.52-53.
    [52] 《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53] RDS , 893.00/6702 ,1925.9.9.
    [54] Ibid., 893.00/6739 ,1925.9.28.
    [55] Ibid.,893.00/6776 ,1925.10.23.
    [56] 亚、伊、切列潘诺夫著,王启中译:《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5年),页九二。
    [57] Gillespie ,Richard Eugene ,op.cit., p.75.
    [58] Liu ,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ew Jerrey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56) ,p.12.
    [59] Landis ,Richard Brain ,op.cit., p.90.
    [60] Williamsen ,Thomas Marvin ,Political Training and Work at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Prior to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h.D.Dissertation of Duke Univ., 1975 ),pp.37-8.
    [61] F.O., 405/247 ,p.268 ,1925.4.6.
    [62] 《顺天时报》,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63] F.O., 405/247 ,p.269 ,1925.4.6.
    [64] CWR , 1925.4.4.
    [65] NCH ,1925.8.29 ,p.238.
    [66] Heinzig ,Dieter , “Soviet Military Advisers With the Kuomintang 1923-1927 ,” in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III ,(Taipei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1981) ,p.150.
    [67] CWR ,1925.10.17; 《华字日报》,民国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68] RDS ,893.00/6111 ,1925.2.24.
    [69] Ibid., 893.00/6132 ,1925.3.4.
    [70] NCH ,1925.8.22 ,p.199.
    [71] F.O., 405/247 ,p.269 ,1925.4.6.
    [72] Gillespie, Richard Eugene ,op.cit., p.153
    [73] 《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页二三五。
    [74] RDS ,893.00/7225 ,1926.3.25.
    [75] 《华字日报》,民国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76] Gillespie ,Richard Eugene ,op.cit., pp.130-2.。关于军校前几期的共党确实人数,似尚无定论,此处所引说法仅供参考。
    [77] FO., 405/247 ,p.268 ,1925.4.6.
    [78] RDS. 893.00/6132 ,1925.3.4 ;893.00/6145 ,1925.3.17.
    [79] 《顺天时报》,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80] CWR , 1925.4.4.
    [81] F.O. ,405/247 ,p.270 ,1925.4.6.
    [82] Ibid.
    [83] 《华字日报》,民国十三年十月六日。
    [84] F.O. ,228/3276 ,p.597 ,1924.12.31.
    [85] 《革命文献》,第十辑,总页一四七二。
    [86] 《华字日报》,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87] 《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页一零八。
    [88] MacFarquhar ,Roderick L., op.cit., p.161.
    [89] 《北京满铁月报》,第四年第三号, (昭和二年八月三十日),页五。
    [90] Gillespie ,Richard Eugene ,op.cit.,p.138.
    [91] 《华字日报》,民国十四年二月七日。
    [92] 同上,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93] 《北京满铁月报》,第四年第三号,页六。
    [94] 《华字日报》,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95] 《北京满铁月报》,第四年第三号,页六。
    [96] 《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页一三七。
    [97] 《华字日报》,民国十四年三月二日。
    [98] CWR ,1925.4.4.
    [99] Wilbur ,C.Martin ,op.cit., p.233;Heinzig ,Dieter ,op.cit.,p.152.
    [100] RDS ,893.00/6145 ,1925.3.17.
    [101] 《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四月四日。
    [102] Jacobs ,Dan N., op.cit.,p.171.
    [103] Liu ,F.F., op.cit.,p.15.
    [104] F.O.,228/3276 ,p.624 ,1925.3.31.
    [105] Jacobs ,Dan N.,op.cit.,p.171.;《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页一五一;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部,页117。
    [106] 《华字日报》,民国十四年三月三日。
    [107] 同上,民国十四年三月四日。
    [108] 《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109] Heinzig ,Dieter ,op.cit.,p.152.
    [110] 《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111] 《国军政工史稿》,(国防部总政战部编印,1960年),页一五四—五。
    [112] 《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113] 参见《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八月三十日;CWR ,1925.8.29 ,p.238;RDS ,893.00/6551 ,1925.8.27.
    [114] 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页二一三。
    [115] RDS ,893.00/6551 ,1925.8.27.
    [116] 《顺天时报》,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117] NCH ,1925.9.5 ,p.290.
    [118] RDS ,893.00/6702 ,1925.9.9.
    [119] Ibid.
    [120] NCH ,1925.8.29 , p237.
    [121] Ibid.,p.238.
    [122] RDS ,893.00/6738 ,1925.9.22.
    [123] Ibid., 893.00/6339 ,1925.9.28
    [124] Ibid,.893.00/6776 ,1925.10.23.
    [125] 《苏俄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第一部,页二三五。
    [126] RDS,893.00/6778 ,1925.10.23.
    [127] Ibid.
    [128] NCH ,1925.10.24 , p.144.
    [129] RDS,893.00/6834 ,1925.11.5.
    [130] NCH ,1926.1.23 ,p.141.
    [131] CWR ,1926.4.10.
    [132] F.O.,228/3276 ,p.657 ,1926.4.7.
    [133] Ibid.,p.668 ,1926.6.30.
    [134] RDS ,893.00/7400 ,1926.4.7.
    [135] Ibid., 893.00/7414 ,1926.4.22.
    [136] Ibid., 893.00/7439 ,1926.5.5; 893.00/7465,1926.5.13.
    [137] Ibid., 893.00/7465 ,1926.5.13.
    [138] Ibid , 893.00/7522 ,192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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