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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考军校》
黄埔四期 文强 口述

    1924年,我17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
    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
    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
    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
    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CY。”
    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CY。
    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CY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
    我是个CY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时,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八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六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水路。
    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毛泽覃高兴了。
    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CY,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我说:“我出钱。”“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
    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啊,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我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
    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作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
    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
    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又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18岁。
    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我说:“我知道了。”
    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他也上来?”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船到香港,毛泽东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什么人哪?”“程潜。”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
    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
    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
    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说:“有饭吃就行了。”
    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处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那里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
    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
    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1925年8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毕业后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共产党员。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周恩来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CY升为CP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值星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值星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地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值星官很生气。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值星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值星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
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值星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
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铺上去了。他不服,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那里有个地方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里又见面了。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他一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里面也到了东北。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治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哪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究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20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记录过。”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我不是。”“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校本部自3月19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20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调为政治大队长后,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
    我记得到了22日晨,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
    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而且笼罩了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和CP分子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是不是想要造反了?”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大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作台阶,蒋作舟对着我大叫一声:“滚!”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安定队长调走了。
    3月20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在“党内无党、校内无派。”我是跨党分子,周恩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邵力子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我决定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1926年3月,我退出了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8点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5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三百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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