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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步兵科教官、校务委员白崇禧评说
载《回族研究》2005年第二期
白崇禧将军
    抗日救亡斗争时期,回回民族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独立、主权和尊严,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其他民族紧密团结,以自己的聪明智慧、特有的品格、勇于牺牲的精神,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谱写了一曲精诚保国的篇章。回族抗日是回族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形式最多、立场最为坚定、态度最为彻底的一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回族将领白崇禧也功不可没。尤其在8年抗战中,他一直处于抗日前线,运筹帷幄,参与指挥若干战役而闻名中外。他以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著称,不失为国民党爱国抗日将领之一。
    一、白崇禧同情和支持张学良将军抗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中国军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无不恨之入骨,纷纷要求蒋介石出兵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径。但是蒋介石不仅不抗击日军,而且还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主张,并强行调遣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到陕西、甘肃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继续扩大内战。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这是蒋介石的“两虎相斗”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策略,是消灭东北军的一条毒计。1936年4月,李、白2人用白色细绢写成一封亲笔密信,交张学良的至友陈言带给张学良。原信写道:“汉卿(即张学良)吾兄勋鉴:公意同志(即陈言)南来,籍悉关中情势,弟等至为悬念……东北沦陷,已五阅寒暑,从未闻金陵(指南京蒋介石政府)下收复失地命……国人皆知蒋不抗日蒋亦不允许他人抗日,凡言抗日者,蒋即认为有罪……窃以救国急务,实为至要……今天东北军入陕果何为也?遥望陇秦风雨,诸希珍摄为宜。弟李宗仁、白崇禧拜。”[1](P42)不难看出,他们对蒋介石的不抗日并压制他人抗击日军侵略是很不满意的。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时看到李、白二人的亲笔密信后,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16日夜,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就“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在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等人努力之下,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剿共”军事行动停止,全国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形成燎原之势。
    白崇禧积极主张抗战。1936年6月与李宗仁、陈济棠以两广兵力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发动“两广事变”,要求中央对日宣战。为了作好抗日的准备,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1936年秋,李、白在广西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提出将广西省会由南宁迁往桂林。因为桂林多岩洞,是天然的防空洞,且距离海口较远,可避免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会议上一致通过李、白这一动议。从此,桂林成为广西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电召白崇禧“共赴国难”。对此,白一开始就抱积极态度奋起抗战,但白的家属亲人多存疑虑。在蒋桂战争中,白、蒋有摩擦冲突,隙痕未消,旧怨犹在,唯恐此行不利,只有他夫人马佩璋鼓励他自己拿主意。白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2](P99)他于1937年8月4日从桂林乘蒋介石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到南京。第二天,日本报纸即作报道,大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2](P100)。白抵京不久,蒋委任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并兼任军训部长,参与作战计划的制订,表 示要“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与敌人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纵令情况艰险,也不中途妥协”[2](P103)。
    白奉命参与对日作战计划,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原则:第一,战争指导方针。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争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义富强康乐之国家为目的。对日之凌辱一再忍让,原望争取时间,俾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军备,增进国力。待和平绝望之时,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战。口号是: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第二,备战时期之指导大纲。对日战事必须有充分之准备而行之。对日之挑衅,一本委员长指示“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作为基本国策,委曲求全,以求延宕战争爆发之时间,以便于备战时期增进国力,整编国军,整理交通工具,开发资源发展军需工业,实行征兵制度,策定整军五年计划。第三,军事。整顿军事教育,举办庐山训练班,提高军队素质,促进精诚团结,增进国军战力。备战未完成以前,对敌之挑衅,务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发全面战争。第四,政治。全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先肃清国内之动乱,绥靖地方,安抚边疆,然后一致攘外。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国揭发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阴谋,提醒英美之警觉,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坏集体安全之祸首,期借此获得国际对我之同情与支援。第六,财政。稳定金融以利我战事之进行,宣布货币政策,对战时所需之财力、物力、粮食、日用品以及军需等物品,谋求自给自足[3](P96)。还参与国民党制定的对日战争时期之指导大纲,将抗日阶段,分为三期:第一期(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保持实力避免与敌人决战,除部分兵力重叠配备于平汉、津浦、平绥各线,牵制敌人,消耗敌军实力外,主力分布于长江流域,诱敌入山岳地带,使其优越之装备不能发挥效力,以奠定我长期抗战之基础”[2](P103)。第二期(持久战),武汉会战以后,主力退守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敌人因兵力不足以分配于偌大中国之战场,变更速战速决之战略为以战养战,由攻势转为守势。国军在前线发动有限攻势,在敌后广泛发动游击战,迫使敌人困守点、线,破坏其以战养战之策略。第三期(反攻战),国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消灭敌人,收复失地,获取抗战最后胜利[2](P104)。
    二、国民党军队在8年抗战中,参与了若干战役,初期为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太原会战。第二期为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全面攻势中之冬季攻势等。后期的枣宜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粤桂边区作战、湘西会战、桂柳反攻作战、反攻广东作战计划等等。至于白崇禧参与或策划的战役,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在淞沪会战中,白多次进谏,献计献策。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中日两军在淞沪会战,历时3月,是我国抗战8年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战役之一。日军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官,所部共30万人,中国军民由蒋介石担任司令长官,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参战部队约50多个师,总兵员为70万左右。由于蒋介石指挥不当等多种原因,中国军队惨遭失败,死伤惨重。每小时的死伤人员数以千计,牺牲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淞沪会战至此,中国军队已明显暴露出了弱点,理应撤退,但蒋介石错估形势,意气用事,不准后撤,并下令全军如有擅自撤退的便军法从事。10月13日,白崇禧与前来南京的李宗仁同去拜访蒋介石,并说:“淞沪是一不易设防的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适可而止。”但蒋介石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李、白的建议,仍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战斗又持续进行一段时间,伤亡更加惨重。白崇禧第二次、第三次建议撤军,蒋仍不予理会。第四次进谏说:“委员长,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了,士兵们自行逃散,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经崩溃了。不如由统帅部下令撤退,这样面子似乎还好看一些呢!”蒋介石听此话知大势已去,才于11月9日下令分两路分别向南京、杭州全线撤退,并责令白崇禧负责整顿部队,收拾残局[1](P46-47)。
    在淞沪战役过程中,白崇禧作为副总参谋长,深入抗战第一线,经常到前线督战,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知己知彼,深知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很难取胜。他足智多谋,4次进谏,其建议如果开始就被蒋介石采纳,中国军队的损失就会减少很多,死伤也就不那么惨重。早日撤退,还会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在淞沪抗战时,白崇禧到前线视察,发现冯玉祥不亲临前线指挥,便向蒋介石建议,把冯调离负责淞沪作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职,任其为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新辟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被蒋采纳。
    白崇禧还帮助蒋介石谋划对畏敌逃跑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军团总司令韩复榘的处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韩复榘在津浦线南段中未战而逃,以致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大批日军乘虚而入。白向蒋介石建议: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蒋介石决定拿办韩复榘。白考虑到韩有两个军的人马,如公开处置,恐怕引起内乱,便向蒋建议:“采用军事会议的办法,要韩来参加会议,然后趁其不备,一举拿下。”蒋完全同意白的意见。为了安全和防备,白建议将会议地点从开封改为归德(今商丘一带)举行。就这样韩被逮捕后押解到武昌,于1938年1月24日被军委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处决韩虽然不能阻止日寇侵略步伐,但确使国民党抗战阵营精神一振,对那些畏敌如虎,不战而退的将军,是一个警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二,台儿庄会战。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是徐州的重要门户。台儿庄与微山湖之间有津浦路通过,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敌军要从北面攻打徐州,必须首先占领台儿庄。1938年2月以坂垣、矶谷两个师团为主力,分兵两路向山东战场进犯:一路坂垣师团向临沂进攻;一路矶谷师团向滕县沿枣庄、峄县之线进犯。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日军这两个师团是“最优秀的皇军”和最顽强的部队,日本的一些少壮派军人,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内。据守临沂的部队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杂牌部队”,即庞炳勋的第三军团,他们死守临沂,日军一连数日反复冲杀猛攻,但伤亡惨重,不能越雷池一步。日军坂垣征四郎师团长又加派重兵,并亲自督战。李宗仁、白崇禧急调驻守豫东的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增援临沂。3月13日庞、张两军合力,内外夹攻,打得坂垣师团落花流水,仓皇逃窜,缩入莒县城内。临沂一战,使日军抛尸遍路,遗下轻重武器无数,彻底粉碎了敌人会师台儿庄的计划,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我军台儿庄大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军向滕县发动进攻,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部八十一军违令避战,使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川军)孤立无援,从3月16日开始血战三昼夜,王铭章师长全师官兵壮烈殉国,日军矶谷师团夺取滕县,然后便大举进犯山东省枣庄市西部的台儿庄。为了迎战来犯之敌,保卫台儿庄,保卫徐州,除李宗仁指挥作战外,3月24日蒋还派了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组成临时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4](P221)。敌军进攻台儿庄的总兵力约有4万余人,拥有大小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重炮百余门,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威。参加防守台儿庄的中国守军共有27个步兵 师、3个步兵旅,还有特种部队等,总兵力20多万人。
    白崇禧在会战过程中,经常到战地与各军、各师高级将军联络,代表武汉大本营致慰问,鼓舞士气。
    3月23日日军向台儿庄阵地突进,第二天又猛攻台儿庄,中国守军通过巷战、肉搏战、拉锯战与敌激战,大多数官兵抱着必死的决心,以血肉之躯跟敌人的大炮与坦克搏斗,至死不退。
    日军总攻台儿庄不下,战争呈现胶着状态,在白崇禧的建议下,李宗仁除命令孙连仲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死守台儿庄待援外,令防守韩庄的张轸师秘密渡过运河,向峄县方向出击,跟拒守台儿庄的部队前后夹击。敌军后撤不及,遂陷入重围,血战经旬,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尽,机动车辆有的被击毁,有的因无油而瘫痪。日军丧魂落魄,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乘胜追击,锐不可当。敌军遗尸遍野,矶谷师团长率残部仅万余人突围逃往峄县,闭城死守,我军至此,大获全胜。战后打扫战场,歼灭日军1万余人,击毁战车10余辆,野重炮10余门,掳获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主力已彻底歼灭。台儿庄战役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在历时近一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近2万人。据日军《步兵第10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5](P166)。
    台儿庄战役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一扫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台儿庄大捷极大地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和振奋了全民抗战的信心。这一捷报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举国振奋,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各地举行祝捷会。行都武汉狂热庆祝游行,人数超过10万以上,并用卡车载李宗仁、白崇禧之巨像片为先导[2](P137)。
    第三,武汉会战。自南京保卫战开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后,武汉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武汉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连接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为华中之战略要地。1938年6月中旬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日军投入总兵力达12个师团,共35万余人,并配有舰艇120艘,飞机500余架,分五路会攻武汉。针对日军动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武汉保卫战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榷破敌包围之企图,而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6](P660-662)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调集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及空海军(共14个集团军129个师,近100万人,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在武汉会战中,长江北岸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徐州会战昼夜辛苦,以致牙病复发十分痛苦,送武汉南湖疗养院住院动手术治疗。遂令白崇禧代理战区司令官职务,白于7月17日 商城,19日召集幕僚会议,拟定确保长江北岸计划,后白又召集各军将领于浠水开会,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发出作战命令。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中央军由廖磊指挥,左翼军由孙连仲指挥。武汉会战于8月初,国民党军以大量兵力,采取防御的阵地战术,仅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阻击敌人。鉴于各方面军守地相继部分失守,白于9月3日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以北地区,并在叶家渠集结兵力阻敌前进并机动打击之。9月8日广济战况激烈,白以肖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后方,使守军正面压力减轻。9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激战旬余[3](P97-98)。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12月25日下令放弃武汉”[2](P147)。武汉会战是中日全面战争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会战坚持打了4个半月,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至此,日军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中国的抗战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末期,李宗仁病愈复职,白的代理职务解除。为加强重庆外围实力,蒋介石决定增设桂林行营,令白为桂林行营主任,指挥第三、四、七、九4个战区的军事。
    第四,桂南会战。这是白就任桂林行营主任后亲自指挥的战役。1939年11月中旬,日寇陆海空联合部队陷钦州向南宁进犯,24日南宁失守。12月4日昆仑关失守。敌军企图断绝我越桂国际交通。白崇禧将兵力部署为北路、东路、西路三军,于12月18日开始向昆仑关正面邕宾路、邕龙线之敌攻击。北路军因步炮兵密切协同,于25日在昆仑关东北夺取重要高地,得收瞰制之利;又以炮兵增援将敌人阵地占领。“是役将敌第五师团之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击毙,并伤毙敌军约五千人,造成我抗战以来攻坚之首次胜利。”[2](P179)西路军攻高峰隘,于邕江南岸堵截伏击敌人一个加强联队,使敌伤亡过半,残敌向南宁溃窜。东路军以灵山、陆屋为根据地,协同西路军攻敌,破坏交通,阻其增援。经长期迂回,苦争恶战,至1940年10月30日终于收复南宁,并追击敌军3万多人。到11月17日遭到侧击、尾击之日军,沿邕钦路由空军掩护,由海道乘船逃窜。
    桂南会战,系白崇禧亲自部署指挥,并亲临炮兵阵地督战。攻昆仑关时,将指挥所推进至宾阳之白岩村。石岩内滴水湿气甚大,迨会战结束后,他“风湿病大发,夜不能寝,手不能握拳,非常痛苦”[2](P187)。南宁的收复,是“四战区官兵奋勇牺牲之战果,而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民众于邕钦、邕武两路,不断阻截交通,使敌后方不能补给,现地无法购买,故敌对南宁能战不能守,能守而不能久,其势非退却不可”[2](P186),充分肯定了军民联合抗战的功勋。
    第五,长沙会战。前后经历了3次大的战役,均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导第九战区作战。会战前白崇禧曾到岳麓山附近视察驻军战斗演习,夜宿招待所,因天冷用火盆取暖,门窗紧闭,严重缺氧,午夜下床时晕倒在地,险遭不测,幸而勉力打开门闩,头枕门槛,才逐渐苏醒。第一次战役于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日寇第十一军团主力以长沙为目标,采用分进合击战法,在进至距长沙20里地带,遭我伏兵四出袭击,不敢恋战,敌第十一军司令员冈村宁次用优势空军掩护知难而退。敌军认为只是战略退却,不承认战败。当时国民党军宣传长沙大捷,敌士气很低落,然我军精神上得到很大鼓舞。第二次是1941年6月至10月9日,日军以12万兵力向长沙进犯,由阿南惟畿领兵(第三次也是他)企图消灭我军主力,使国军不能反攻,以免妨碍其南进政策。国民党军队先后歼灭长沙附近敌军便衣队及伞兵降落第一线后方扰敌之快速部队;又调集各路军赶至指定地区将敌人重重包围,双方激战皆伤亡很重;向北突围退却之敌军,在“汨罗河以南、捞刀河以北分段截击、侧击、尾击,伤亡很大,我掳获敌步枪一千三百四十七支、机枪五十八挺、山炮六门、步炮九门、骡马八百七十一匹,击落敌机三架,毁汽艇七艘,其他军用品不计其数。敌退向鄂南原防”[2](P195)。
    第三次长沙战役是1941年12月19日至1942年1月16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1天,日军第十军为牵制我军增援港九及缅甸遂再度侵犯长沙,形成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总兵力与前次约略相等,敌军从各路围攻长沙,并以其优势空军支援陆军,因连日猛攻弹药消耗太大,开始以空投补给,但后方补给线被我军截断且尸横遍地,攻势顿挫,遂溃散退却。我军分途追击截击。“敌军经我各方追击、截击,伤亡很大,幸赖其优势装备与空军,否则伤亡将更重。据战史记载,此次会战伤毙敌军万人以上,联队长四员,俘敌三百六十名,步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机枪一百五十五挺,炮十一门,手枪二十六支,掷弹筒二十具,及其他军品甚多。结果敌退原阵地,会战告终。”[2](P1197-198)白崇禧在相继领导的南昌会战、桂南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总结了敌军战术之优点和劣点。日军战术优点为: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硬——固守阵地,坚强不拔;锐——锥行突进,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测。劣点为:小——只能做小兵力之侵扰;短——只能为短时间之战斗;浅——只能做浅距离之进攻;虚——无预备兵力,敌后方虚。针对敌军特点,白制定了破敌战术对策: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以“坚韧”克敌之“强硬”;以“伏兵”破坏敌之“锐利”;以“严明”对敌之“秘密”。在具体作战中,利用民众力量,一方面开展破坏道路,凡敌军可利用之道路,彻底执行破路工作,使敌战车、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另一方面,实行“空室清野”,将敌必经之路两旁20华里左右之民间牲畜、粮食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即磨粉舂米之具也无一遗留。使敌不能沿途取得粮秣,而空投有限,其势非退却不可,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适宜,军民合作协力,迫使日军进攻失败[3](P99-100)。
除了以上我们列举的几次与军事家白崇禧指挥、督战有关的实例外,白崇禧在8年抗日战争中还主持编写《游击战纲领》和《现代陆军军事教育的趋势》等军事教材,这些教材对在各战区、各军事学校、军训部内组织干部训练团,培养军事干部人才,指挥国民党军队实施游击战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在桂林设“兵器研究委员会”和“战术研究会”等,研究抗日战术包括游击战及武器使用等,对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白曾任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对空军进行整顿,针对空军装备薄弱环节和抗战中的教训,提出了加强空军建设。1939年他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三条建议:设立空军幼年学校、空军军士学校和空军通讯兵学校,并申述具体方案,均被采纳,且已着手实施。
    白崇禧在任军训部长期间为培养回族青年军官,在桂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内,专设了回民大队。白崇禧号召回族青年报考入学,仅云南省就有300多名回族青年报名响应,后录取200多人。他委托上校主任教官尹光宇(回族)主持回民大队学生的生活和讲授伊斯兰教义课。据统计,从该校毕业的回民学生约2000多人,不少人成为抗日将官,也有不少为国捐躯。白崇禧还出资保送了不少回族青年入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深造,甚至保送出国留学。他还深入学生中间,勉励莘莘学子奋发向上。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白崇禧有一次到昆明,特邀请了联大回族老师买树槐及青年学生白光猷、剪万松、穆广文、纳兰珍(女)等10多位同学在楼外楼接见,亲切地询问了各人的姓名后,向大学讲解了抗战形势,并勉励大家为祖国、为本民族振兴奋发学习[7](P246)。
    总之,白崇禧在抗日战争中“共赴国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在国民党营垒中奔波于前方火线,指挥过许多战役,有拼搏的胆识,称得起是一位意志坚定、英勇抗敌的高级将领,是一位忠于职守、功勋不可磨灭的爱国军官[8]。
    三、白崇禧的抗日活动还表现在组织回族社团,宣传回族,提高认识,积极抗日等方面。白崇禧是回族社会中级别很高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于1938年5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以下简称“回协”)在汉口成立时被推举为理事长,直至大陆解放。始终担任回协会领导职务。他曾联络、会聚着当时回族各界的许多名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人物。有从沦陷区疏散到后方的,也有原居西南地区的。在举行宗教节日活动时,他亦曾邀请教外社会名流学者、作家如老舍、顾颉刚等先生到会讲课。白崇禧尽管忙于军务,但在“回协”也倾注了一定心血并实施了很多实质性的具体工作。“伊斯兰教徒在汉口举行反侵略祈祷大会,到会的有全国各地教徒代表千余人,白崇禧在会上号召全国五千万回教徒,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4](P261)为了在全国各地发展“回协”分会机构,在他亲自指导下,他家乡广西于1938年11月率先在全国第一个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广西省分会”,其岳父马健卿被推选为“广西回协”干事长。马病故后,1940年广西第二届“回协”理事就职时,白崇禧还亲自委派广西回族知名人士、书画家以鹤笙为监誓,马松亭阿洪致开幕词,大会极为隆重。白崇禧在战火纷飞的百忙中,时刻记挂“回协”工作。他于1941年1月7日偕夫人马佩璋在秘书谢和赓和高级参谋少将安宾尧(回族)、副官马裕甫(回族)等人陪同下,亲自视察了设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回协”本部,大家深受鼓舞。“回协”自成立起,在宣传组织抗日救亡,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爱国爱教,提倡并资助民族教育,赈济灾民,发展地方“回协”分会,开展外交抗日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且确有成效的工作。诚然,这些业绩与理事长的领导和具体指导分不开的[7](P245-246)。
    白崇禧在担任“回协”理事长时,发表了不少宣传回族人民抗日救国、爱国爱教的文章。抗日初期以当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身份发表了具有“施政纲领”性的《中国回教与世界回教》讲演。这篇讲演分为六个部分,其中“二、三、四”部分就是对回教救国协会成立的使命(救国兴教)、组织和中心工作,提出原则指导。1938年10月白在《回教大众》第二期发表了《民族解放战争中回胞应有的觉悟》一文;第二年元月在《回民言论》创刊号发表《敬告全国回教同胞》,号召回族同胞起来抗战,揭露日寇暴行。3月又发表《抗战的形势》。7月份又在《回教论坛半月刊》发表《抗战两年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创刊,白崇禧连续在会刊上发表《中国回教今后的展望》(1卷1期)、《抗战第三年纪念双十节之特殊意义与努力》(1卷2期)、《敌人战略的演变与吾人之对策》(1卷3期)、《动员回教精神》(1卷5期)等。1940年元月至2月,白崇禧连续又在会刊上发表文章:《从湘北胜利说到今后应有的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第一义》、《如何推动战地的党政》、《组织国际反侵略势力》、《悼念黄花岗烈士》、《反侵略与回教文化》、《最近的抗战形势》、《革命青年应有的修养》、《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向胜利的前途迈进》(2卷6、7期合刊)、《如何支持抗战》(2卷8、9期合刊)、《兴教与救国》(2卷12期)。白崇禧在文中提出若干唤醒回族同胞觉悟、积极抗日,提高穆斯林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教育素质的主张。
    白崇禧在文章中提倡爱国爱教,纠正“争教不争国”的糊涂观念。白崇禧在《回教大众》创刊号发表的《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一文指出:“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员,所以要一方面发扬宗教的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因为本身和中华民族有了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的生存,就是本身的生存,民族的灭亡,就是本身的灭亡,所以要团结精诚,坚定意志,去求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务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地在世界上繁荣滋长。”他还说:“我们要正确认识的,就是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相配合,宗教利益当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我们回教自遭满清摧残之后,有不敢过问政治的趋势,所以有些回胞抱‘争教不争国’的观念,这是错误的见解。必须要使每个教胞都知道,有国家才有宗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犹太人宗教意识是很浓厚的,但是国家被灭亡了,希特勒给在德国的犹太人五百马克,驱逐出境,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学者,也不能容身于德国,只得流亡到美国去。……我们教胞‘争教不争国’的谬论,自不能再容许存在,以贻害国家和宗教的前途。现在已不是满清专制时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犹太的灭亡可为殷鉴。”[8]“争教不争国”观念,是把“教”置于一切之上,其要害是“重教轻国”,它与伊斯兰教倡导的“爱国是伊玛尼(信仰)一部分”的宗旨大相径庭,相距十万八千里。白崇禧进行鞭挞是正确的,没有国家或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国家丧权,宗教也难存在,这可以说是一条古今中外的定理。不过白的“爱国”很明显的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四、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白崇禧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在抗日问题上,与共产党能互相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九一八”事变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阀是主张抗日的,他们对中共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基于这些原因,1936年1月桂系军阀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发动反蒋抗日运动,得到中共的支持。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桂系拥护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7年6月抗战前夕,桂系与中共签订了联合抗日协议。当时张云逸受中共中央委托,作为党的全权代表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谈判,协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恰好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也派代表张可斯到广西,与桂系联络迫蒋抗日。经过多次讨论协商,桂系和四川代表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最后达成了川、桂和中共联合起来,迫使蒋介石抗日的纲领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召开国防会议,充分接收各方面抗日领袖主张;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开放民众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努力促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各抗日力量彼此间团结互助;成立共同纲领之机构[9]。至此,桂系与中共便达成了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议,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全国抗战开始后,白崇禧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国共两党重新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暂迁武汉。当时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长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武汉成立。周恩来在武汉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在桂系内部工作的谢和赓(中共地下党员)和刘仲容(白崇禧秘书,与中共接近的人士)经常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系,互相交换抗战情况,并对桂系的作战计划提出建议。甚至白崇禧的军事演讲稿也由谢和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进行修改。李、白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军事天才和渊博的学识甚为钦佩。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10](P119)1938年初,广西学生军500多人路过武汉开赴鄂豫皖前线抗日时,白崇禧要程思远去请周恩来给他们作抗战形势报告。
    1938年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之前,白崇禧奉命由武汉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行前,他特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到他的寓所,当面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向白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向北支援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9]。此外,周恩来还向白崇禧提出,徐州会战时,建议蒋介石必须给予李宗仁统一指挥五战区内所有部队,特别是指挥和调动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央军的权力,否则步调不一致,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白崇禧对周恩来的这个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周恩来对白还着重谈到:“张云逸指挥的新四军的游击战,一定在津浦线配合整个战役,支援五战区的部队,向敌猛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截断敌人的供给,夜袭敌人的重要据点。同时,张爱萍将军又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向李宗仁表示该军也大力支援五战区的战争。”[9]周恩来还对白崇禧说:“为了使战区的正规部队知道新四军、八路军全力支援‘国军’,希望李长官能把此支援的事向军师发出密令通告,以增加将士对敌作战的信心。”[9]1938年3月至5月开展的徐州战役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国民党抗日以来少有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是以桂系为主力,有国民党各集团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部分部队相互配合,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取得的。1993年4月在山东台儿庄召开的纪念台儿庄战役胜利4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在大会发言中认为,台儿庄的胜利,同李宗仁、白崇禧采纳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对这次战役实行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的正确战略方针是分不开的[9]。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白崇禧到机场送走蒋介石之后,乘车撤出武汉南下长沙。途中白的车子出了故障,这时正巧周恩来乘坐的车子路过,周邀请白一同乘车南下,在车上周与白亲切交谈,从北伐战争、国共合作到当前抗战形势。正如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所说:“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法国留学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听其谈吐,知识常识丰富。”[2](P151)在两人交谈中,周恩来并向白提出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问题,希望他给予协助。白当即表示愿意帮助。在桂系的帮助下,1938年11月中旬,以李克农为处长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办事处设在市内租用的桂北路138号“万祥糟坊”的芝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另在城北距市区7公里的灵川县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机要电台、仓库,以接待过往人员和转运物资。同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兼任行营主任。白面嘱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八办的安全予以保护。这样,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便利用合法的地位与桂系的关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桂林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和广西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指导和联系华南各省党组织,筹运抗日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等,成为华南地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指挥所。同时,桂系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加紧与中共联系,共同推动全国的抗日战争。当时桂林不但成为大西南抗战基地之一,而且还成为全国抗战文化名城,全国许多文化名人南迁云集桂林。在桂林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还积极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多次同桂系领导人谈话,表示互相支持和帮助,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在抗战初期,桂系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好的[9]。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抽调兵力到华北,加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同时,对中国军队实施有限目标的局部性进攻作战,企图以攻为守,各个击破中国军队,动摇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以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策应其在华北、华中的“扫荡”作战,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国民政府所领导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战略防御阶段受到很大损失,但到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仍保持有强大的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在敌后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的作战指导方针,军训部在南岳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员到训练班任教。1939年2月25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部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部长。中共中央派了由30人组成的代表团,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训练班每期3个月,政治教育占45%,军事占55%(主要以游击战及爆破技术为主)。第一、二期学员结业共1500余人,第三期因日军飞机轰炸,先后迁到湖南零陵、祁阳。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对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争经验,培养进行游击战的骨干起了积极作用。1939年10月军训部还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游击战的教材。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展开一定规模的游击战,对配合正面战场主力的作战,牵制和消耗日军发挥了一定作用[4](P356)。
    白崇禧在抗日战争中是有功绩的,他在抗战初期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友好,能互相合作,相互支持,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但需要指出的是白崇禧具有反共的一面。这是他最不光彩的罪恶历史。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曾经同蒋介石兵戎相见,较量交锋,但他一直追随和依附蒋介石,共同镇压革命的工农群众,捕杀大批共产党人,负隅顽抗,是一个反共到底的国民党死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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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谢和赓,林松.咤叱风云的回民三马[J].广西文史春秋,1995,(1).
    [9]袁竟雄,林凤鸣.论抗战初期共产党与桂系的合作[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3).
    [10]程思远.政坛回忆[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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