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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高级教官杨鹏升与陈独秀的友谊
吴晓 撰稿
黄埔儒将杨鹏升将军
    在北京中央档案馆收存有陈独秀于1939年至1942年间,给黄埔军校高级教官杨鹏升中将的40封亲笔信,其中包括明信片两封。这些珍贵的信件,对于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及其思想动态等具有重要的价值。那么,陈独秀与杨鹏升究竟是何种关系?陈独秀晚年为何与杨鹏升过从甚密,书信往来频繁?杨鹏升为何在经济上仗义救助陈独秀?杨鹏升何许人也?这些都是鲜为人知的。前不久,笔者在四川省成都市访问了杨鹏升的女儿杨祖慧女士和儿子杨祖敏先生。
    杨祖慧女士及杨祖敏为杨鹏升与第二位妻子包和平(满族人)所生。当我问及他们的父亲杨鹏升与陈独秀的关系及其交往时,他们姐弟无限感慨地说: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将,陈独秀先生却是共产党的原总书记,国共两党对立,合作又分裂,势不两立,而他们两人又如此挚交,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十分特殊,同时,也十分微妙。说起他们两人的关系及其交往,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时期。”
                                              一、蔡校长引荐 师生建友谊
    杨鹏升,别名泰坤、铁翁、蓬生,字劲草先生,四川省渠县三汇镇人,生于1900年,小陈独秀21岁。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所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十七八岁的杨鹏升正在北大读书。一天,蔡元培校长引来一位个子不高,但腰板结实、炯炯有神的学生,向陈独秀介绍说:
   “仲甫(即陈独秀),这位是四川学生杨鹏升。他慕你名已久,很喜欢读你的文章,看你办的《新青年》,多次要我引他来见你。”
    那时慕名来访陈独秀的学生不计其数,不过由蔡校长亲自引荐的并不多。其实,杨鹏升的身世与陈独秀一样,自幼也失去父亲,家境贫寒,由伯父收养并强迫到山上庙子采茶及修道,过着苦难的童年生活。杨聪慧过人、好学、写得一手好字且爱好篆刻,后为生计所逼,在四川渠县街头卖字、刻章,被杨森、李家钰等发现而入伍,杨森等还出资送杨鹏升到北大读书。杨鹏升十分崇敬陈独秀,陈独秀也喜欢这个四川娃,两人建立了师生之谊。后来,杨鹏升与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也有些交往。“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李大钊联手创建中国共产党,杨鹏升留学日本。不久,陈独秀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杨鹏升从日本留学回国,投笔从戎,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但由于两人身世相同,思想、观点和爱好却很接近。
                                            二、学长被捕判刑 学生托人护送
    1932年lO月,陈独秀在上海病榻上被国民政府当局逮捕,1933年被判8年徒刑后,由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押往江苏第一监狱(即南京老虎桥监狱)时,辩护律师章士钊带着烟卷、水果,糖果等物品,来到江宁看守所,经狱方同意,乘车护送。陈独秀见章士钊来到,不禁问道:
   “行严(即章士钊),你怎么到这儿来?”
   “仲甫,我受你一个学生所托护送你到模范监狱。你看这许多礼物都是他送给你的。”章士钊说。
   “这个学生是谁?”陈独秀问道。
   “他就是杨鹏升,他很敬重你,特要我来安慰、护送你。”章士钊答道。
   “杨鹏升,我想起来了,他是四川人,对吗?”陈独秀忽然想起来说道。
   “对。”章士钊点头答道。
   “他现在什么地方?多年未听到他的消息了。”陈独秀又同道。
   “年初,他在张治中将军部下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现在南京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因军人身份不便,故特请我来护送你,并要你这位老学长多保重。”章士钊说。
   “行严,你务必转告我对他的谢意。”陈独秀略带几分笑意地说道。
   “一定转告。”章士钊肯定地说。
   “唉,国共合作分裂,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不容,国民党也不容,没想到国民党中有爱国心的学生还惦记着我这个老朽。”陈独秀无限感叹道。
   “仲甫,你现在虽然是阶下囚,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你还是一个老斗士嘛!”说着,两人对笑起来。
    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期间,杨鹏升常托章士钊去狱中看望陈独秀,并送一些物品,陈独秀感动不已,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
                                       三、学长避难武汉受惊 被贬学生从中相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提前释放了陈独秀。随之,陈独秀偕同在狱中陪伴他的少妻潘兰珍(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约小陈独秀30岁),于9月避难来到武汉。没想到,一到武汉就受到武汉公安局长蔡孟坚(此人正是1931年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诱降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20多人被杀害,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的盘问,老夫少妻受了一场虚惊,陈独秀老大的不痛快,责备包惠僧办事不牢,别人不找,却找来公安局长来“关照”。因陈独秀在南京动身之前,家在武汉的包惠僧出于好心,写信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请他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要他去码头接陈独秀夫妇。何成浚忙于公务,或许别有用心,却要武汉公安局长蔡孟坚来“照顾”陈独秀。这样,陈独秀夫妇好不容易在武汉码头附近找了个小旅社住了下来。
陈独秀给黄埔军校高级教官杨鹏升中将的40封亲笔信
    此时,杨鹏升在南京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被贬到了武汉任职。事情是这样的:杨鹏升酷爱印石和收藏,蒋介石得知他收藏有清朝四川武将鲍超关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的两个奏折,便召见他,并要他交出,杨鹏升不肯,蒋介石十分恼火;加之,他平日对蒋介石反共不抗日的政策不满,因而被贬调出陆军中央军官学校,名为升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实际上是领薪不办事,杨鹏升对此满腹不满。杨鹏升听说老学长陈独秀避难到了武汉,但不知住在何处,他责备章士钊事先没有通知一声,要不然他会亲自到码头去迎接。经向武汉公安局打听,得知陈独秀夫妇住在码头附近的一个小旅社里,便托办公厅的人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陈独秀夫妇。如惊弓之鸟的陈独秀夫妇,见到武汉警备司令部的来人,又是一场虚惊,可是,当他们听说是杨鹏升将军特派人来找他们夫妇时,才放下了心。不日,在杨鹏升的帮助下,陈独秀夫妇移居武昌小潮街桂系军人的一所旧式平房里,才得以安身。
                                               四、以文交往 师生情深
    从此,陈独秀得到了杨鹏升的多方面照顾。师生两人交往甚密,感情笃深,比如,陈独秀刚到武汉时,常遭到特务的盯梢或骚扰,杨鹏升得知后,通过斡旋,安全情况有了明显好转;生活方面的照顾也不少。杨鹏升对书法、国画、金石及园艺皆有造诣,其篆刻、章法、刀法俱能不拘一格。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刘开渠、张大干、郭沫若等有厚谊。30年代,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北平、上海、日本等国内外展出,受到广泛注意。章太炎先生为他选编过数集《杨鹏升印谱》(今日北京图书馆藏有他多集印谱;50年代初,他曾将一套印谱献给毛泽东主席)。郭沫若曾写诗赞他“蜀派印圣一世雄”。陈独秀对杨鹏升的精湛艺术很为欣赏,同时,陈独秀的书法也有一定的造诣,尤其小篆别具一格,于是,他们以文交往,互赠往来频繁。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视之为珍品,为他人题字时常常盖上这四字章。后来,陈独秀寓居四川江津鹤山坪时,家中被窃,对失去的衣物他无所谓,惟对失去的四字章十分痛惜。
杨鹏升将军家属手中的收存证明
    他在致杨鹏升的信中说:
   “失窃衣物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之书稿,殊为可惜也!”
    同时,杨鹏升夫人包和平,也擅长国画,为女中一秀(今日北京图书馆也藏有她的画)。陈独秀常写条幅,请她作画;或者杨夫人作画,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还曾与杨鹏升夫妇约定,拟找四个好友写四幅字,四个女士画四幅画,拼成四个条幅,后因时局变化未能得以实现,陈独秀对此甚感惋惜。
    他们师生之间以文交往,相互观赏,互赠往来,切磋技艺,其乐融融。但他们在交往中,有个约法三章,即不谈政治,只谈友谊与字画。
                                         五、四十封信诉衷肠 仗义救助见真情
    1938年武汉沦陷,杨鹏升调往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亦是只领薪不办事),家先后住成都西顺城街142号、骡马市街43号及西门外北巷子九堤劲草园。“劲草园”为杨鹏升由于对国民党不满被贬而隐居精心营造的私人花园,园名为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所题。杨鹏升调往成都后,不过问政治,完全过着隐居生活,经营花园,工于金石,消遣度日。1938年秋,陈独秀也隐居于四川江津。这样,他们两人因同在蜀地,交往弥笃,书信往来遂更为频繁,相互交流,索取字画、印章、拓片等。此间,陈独秀把小于他21岁的杨鹏升视作晚年倾诉衷肠的“知音”。1939年3月,陈独秀养母谢氏在江津病逝,他十分悲痛,5月5日在致杨鹏升信中,就表达了他这种心情:
   “弟遭(母)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陈独秀在信中,甚至对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与牢骚,也毫无忌讳地告诉杨鹏升。1940年6月12日,他在复杨鹏升的信中说:
   “尊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人稍通情理,然每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辈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陈独秀寓居江津生计维艰,贫病交加,穷愁潦倒,又无经济来源,仅靠北大同学会及友人资助,为此,杨鹏升在经济上又仗义救助陈独秀。仅据40封信统计,1939年秋至1942年陈独秀病逝,杨鹏升先后六次捐款,总数为4500元,另外还有滋补品如银耳等,零星的如画笺、信封也时有赠与。讲到这里,杨鹏升女儿杨祖慧女士说,那时他们一家老小共20多人,靠她父亲一人供养,每月开销至少要500元,经济也不宽裕,同时还要接济她的叔父一家。但她母亲包和平会当家理财,通情达理,尽管家中人口众多,经济不宽,还是紧缩开支,慷慨解囊,仗义救助隐居在江津的陈独秀。1939年12月30日,陈独秀写信给杨鹏升说:
   “告日内拟往重庆就医,或住渝三星期,并寄《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9日,陈独秀又写信告杨鹏升:
   “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来渝,住宽仁医院(就医)。”
    杨鹏升接到陈独秀两封信后,即与夫人包和平商定寄给陈独秀300元,作为住院医疗费,但没想到陈独秀提前于2月20日离开重庆返回江津。后由章士钊转寄于陈独秀。陈独秀收到章士钊转来的300元汇票时,无限感慨,不胜惶恐。他于2月23日致信杨鹏升,说: “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
人民政府颁发给杨鹏升将军家属的平反书
    江津毗邻重庆,所以避难的人蜂拥而至,人口猛增数万,弹丸之地的江津物价飞涨,尤其粮价暴涨。陈独秀寓居的鹤山坪大米涨到每升30余元,县城的米价要高出一二倍,使得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生活千分窘迫,日子煞是难熬。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杨鹏升的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高达600元,“比上年增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
    杨鹏升接信后,与夫人包和平商量,先后寄陈独秀2000多元,以解陈独秀生活之窘迫。杨鹏升深知学长陈独秀的为人,“无功不受禄”,高风亮节。有时以向他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他为其父写墓志,或以某先生托转之种种理由,分期分批地给他寄钱。陈独秀心中也有数,有时他也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和《告少年》诗等,作以相赠。他曾几次写信问杨鹏升,托他转寄2200元钱的“某先生”是何人?杨鹏升一直避而不答,被他追得无奈,只好托词作答“某先生”为“晋公”。直至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前,“晋公”究竟是谁,在他心中仍然是个谜。
                                          六、学长病枣学生悲 四十封信视家珍
    1942年4月5日,陈独秀收到杨鹏升赠他的信纸、信封及100O元时,感到“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于是,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
   “鹏升先生左右:3月12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谢谢!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念,且感且愧!弟子印章过于外行,然累奉命,不能坚辞,间集成时,拟勉强数语以塞责也,前次移黔之计,主要是为川省地势拔海较高,于贱恙不宜,非生活所迫,与吾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殆为造此言以慰我耳,倘真收到,请示以弟所题语句,则始能相信也,如何!此祝健康。”
    杨鹏升万万没想到,这竟是陈独秀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凄凉地病逝于江津鹤山坪,此时已升任中将高参的杨鹏升,6月20日才得知此噩耗,顿时痛心疾首,悲痛哽咽。杨祖慧女士说,那时她还小,但还记得她父亲久久地捧着老学长陈独秀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沉默无语。她母亲及家中的人,也不敢去打扰他。过了好久,她见父亲颇为伤感而无可奈何地把信封背面写了几行字。现在才知道她父亲当时在信封背面写的几行字是:
   “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廿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报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杨祖慧女士还回忆说,当时她家厅堂里还挂有陈独秀先生的照片,她父亲在信封背面写了几行字后,在陈先生照片前默默地凝视了好长时间,看得出他颇伤感而又深深缅怀着他的老学长。
    杨鹏升把陈独秀1939年至1942年间,写给他的40封亲笔信,视为家珍收藏。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时,他随邓锡侯等国军将领率部起义,欢迎解放军进城,走上光明之路,他还在自己的劲草园内接待过贺龙元帅,并在园内建造了解放纪念亭。解放后,他先后任西南美专国画、雕刻教授,西南博物院委员,西南文联美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委员等职。直到1968年,杨将军含冤走完人生旅途,26年间,尽管战火纷飞,历经解放后数次极“左”政治运动,甚至受陈独秀株连,遭受种种不公的待遇,但陈独秀给他的40封亲笔信,却安然无恙。杨将军逝世后,作为重要历史资料,交由中央档案馆中央处收存。
    说到此,杨祖慧、杨祖敏姐弟俩深有感受地说:
   “两位先人已逝世多年,但他们之间至诚的师生友谊及其交往,是难能可贵的,令我们后人感动和敬佩,并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
 
    前西南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苏先生在文章中证实了:老蒋得知杨鹏升收藏有清朝四川武将鲍超关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的两个奏折,便召见他,并要他交出,杨鹏升不肯,即离开南京返回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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