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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围困战
秦公廉 供稿
    1948年3月长春已经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城。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了“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尽动摇时再攻”的方针,为此解放军林彪、罗荣桓命约16万人部队长期围困长春。围城部队在二线部队和民兵配合下,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区。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京哈线、长图线及东北境内其他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倭寇占领东北开始,长春就成了一座现代化设防的城市。尤其在伪满洲国建都后,倭寇关东军在长春城内和近郊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国军在1946年进占长春后,又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许多工事。
    1948年初,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已经占领了东北北部大部分地区,长春成为一座孤城。但蒋介石鉴于长春的重要战略地位,还不想放弃长春,为此,他特别任命了国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2个军6个师及其他部队共10万人,担任坚守长春的艰巨任务。
    郑洞国此时为国民党中央侯补执行委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但主要是他在军队中人缘较好,个性不强,对上峰指令能积极执行,没有什么私心。郑洞国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1939年底以荣誉第一师师长兼中国军队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第5军副军长的身份,率部参加昆仑关作战,协助军长杜聿明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名噪一时。后曾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长、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取得了缅北反攻战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成为蒋介石十分器重的特别能听话、打仗的将领。抗日战争一结束,他即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现在他又“临危受命”,负责坚守长春。
    郑洞国到达长春后,在日伪遗留的防御工事基础上,又加修了许多工事,形成以核心集团工事同据点地堡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号称“长春防务坚冠全国”。
    但如此坚固的城防,在解放军的长围久困方针下却没能发挥其优点和作用,重创解放军人潮进攻。
    解放军围城部队知道长春城防工事的厉害,轻易不敢贸然进宏,只是围而不打,同时他们为防止国军突然突围外撤,在城外构筑了数道坚固工事,尤其是在封锁机场的阵地上和西南铁路口假想主要的突围方向上,部署了战斗力较强的兵力,在纵深有利的地域控制机动部队,一旦国军主力突破前沿阵地,就在运动中消耗国军有生力量,在长春这个弹丸之地形成了“城外的城”的围城布局。
    为了扰乱城中国军军心,围城解放军部队对长春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在方圆45公里、25公里的封锁区内,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运入市内,禁止市内人员出城。这一措施,等于卡住了国军和广大市民的脖子,把10万国军的命运掌握在解放军手中。10多万军人和数十万无辜市民的吃饭问题成了郑洞国最头痛的大事。6月,长春国军正规军每人每天可以吃上1斤5两粮食,到了7月,每人定量减少了1/3。8月以后,除了新7军每周还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其他各军只能靠高梁米掺大豆度日;到了9月,国军无法发出任何粮食,只好给士兵发钱,由各连士兵自己去买着吃,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后来郑洞国在回忆坚守长春的情况时曾这样说:“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市民和军心不安。甚至有新编新第7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
    为减轻缺粮的压力,郑洞国无奈采取了“驱民养兵”的政策,把市民成群地集中出来,并疏散那些无用的军官、职员、军属等也集合在一起,让他们结队或结伴出城觅食,不要再返回城里,这样做既减轻城市负荷,又可使无辜人员脱离双方军队的战争苦海。但是因为外界解放军严密封锁,这些人无法获得出城自由,这一政策因而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长春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蒋介石固守长春的目的本来是要牵制解放军主力,但随着林彪主力南下,兵锋直指北宁路,并完成对锦州的包围,长春便成了压在蒋介石身上的沉重包袱。他现在反而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决定了,这十几万大军眼看白白被扔在了解放军的嘴边。蒋介石对此已无计可施,10月2日,他在沈阳部署廖耀湘兵团西援锦州的同时,只得下令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始攻击后即突围。
    这时远在台湾训练新军的孙立人将军内心挂念与他在缅甸出生入死对日血战的原新38师众多袍泽的安危,多次电请蒋介石,希望同意将他本人空投于长春后,由他指挥国军进行突围,并保证能将部队主力代出保卫圈,如未能突围成功,愿受军法从事。而最终,蒋介石没给孙立人将军这个机会,如孙立人执掌长春军事指挥权,可能长春最后不会落得那样的结果。
    郑洞国接令后,命令长春守军每人发足三日粮食,备足弹药,将所有不能走动的战马全部杀死食用。当天晚上,郑洞国又将长春城内团以上军官召集起来,部署向外突围的行动。
    7日,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郑洞国抽出大约两个师的兵力,首先发起一次试探性的突围,希望由长春的西北角打出去。他以美械第38师向长春南面解放军阵地发动全力进攻,38师未出城,这个计划就被卧底通知了城外的解放军,等38师刚从城内出来,就被早已埋伏好伏兵攻击,受到重大损失后撤回城内。郑洞国发现解放军的阻击力量很强,意识到要想突围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不得已,他只好决定继续固守下去。
    蒋介右见长春郑洞国并无动静,10日又给郑洞国送去了自己的亲笔信。蒋介石在信中要他经四平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沈阳方向已派部队在路上接应。
    郑洞国接到蒋介石手谕,立即召集军长、师长开会研究。但已经有了一次突围的经验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因饥饿甚弱,很难突破解放军的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必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撑些时日。长春国军太过悲观,片面认为无出路,只能等待最后的结果出现而已。
    10月15日,锦州被攻克,整个东北国军的命运都在这一天决定了。蒋介石第三次来到沈阳,部署总撤退问题。为了他放心不下的长春,他这次亲自乘机飞临长春上空,给郑洞国空投手谕:
    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你们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郑洞国接信,即召集所属将领开会。其时众人都明白要谈的是什么,无不愁眉苦脸,相对无言。郑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当即决定于17日拂晓,实行突围,并作了有关的部署。确定分左右两个纵队,左路由第60军担任,右路由新7军担任。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右路纵队行进。郑洞国自己也知道这一次突围凶多吉少,故情绪低沉。
    第二天晚上,60军的政治部主任来向郑洞国报告说:“60军已决定今夜起义。”紧接着新7军也有报告说,60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题。郑立刻打电话找60军军长曾泽生,电话已不通。郑又立刻通知新7军:“突围行动停止,撤回原防。”并要该军迅速对60军方面派出警戒。
    原来,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长春守军中的一些国军将领情绪悲观,城中地下党纷纷与之做策反工作,也有一些军官通过各种方式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原云南军阀的地方部队第60军曾泽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围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所以在郑洞国准备实施突围的当天,曾泽生突然率第60军军部及所辖第182师、暂2l师和暂56师约2.6万余人投诚。
    17日一早,郑洞国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见面之后,曾泽生写了一张便条交副参谋长带回去给郑洞国,说明行动原因。郑接到后,又立刻将内容电告卫立煌。卫立煌接报后,也想不出任何办法。
    蒋介石得悉曾泽生起义,大为恼火。17日即派飞机赴长春轰炸。当空军向郑洞国联络时,郑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受损,我看还是停止吧。”
    曾泽生起义后,解放军围城部队于当日进城接管长春市东区,市西区新7军防区处在一片混乱之中。这时,围城部队只需一个突击,便可占领长春全城。但是为了减少自己伤亡,,围城部队采取了争取郑洞国、李鸿(新7军军长)等起义的方针,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大批瓦解国军。
    10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黄埔旧谊写信给郑洞国,信中这样说道:“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灭……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望兄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周恩来力劝郑放下武器,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与此同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也去电劝降。
    在解放军的巨大军事和精神压力下,新7军于18日决定投降。19日10时,解放军受降部队在新7军代表引导下,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整个长春市只剩下一座中央银行大楼尚为国军占领。郑洞国已是上天无路,人地无门,陷入绝境,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人员也决定投诚。蒋介石此时要杜聿明打电话给郑洞国,说想派直升机去接他出来。郑接电后,只好付诸一叹,答复杜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原来此时郑洞国已经身不由己似被软禁,自己的配枪都被部下藏了起来,要成仁都没有工具,身边的随从等人员皆以做好投诚准备…….
    10月21日,经兵团司令部人员私下与解放军谈判,双方商定郑洞国“体面投降”。兵团司令部让报务员打开电台,与南京作了最后的“诀别”,兵团司令部警卫队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好让南京从电波中听到。然后,郑洞国被身旁随从们及兵团部人员从卧室床上架出的中央银行大楼。
    蒋介石一直以为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还在高级干部会上,号召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岂知就在此时,郑洞国等一批被俘和投诚的国军高级将领已被运抵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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