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是:黄埔军>>黄埔战场>>抗日战争时期怀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怀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共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陈卓卫 杨必军 撰稿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怀化地区作为战时大后方,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由于怀化背靠国民党战时首府陪都重庆,是华北、华中、华东通往大西南的战略要道,国民党军政机关西迁的重要站口,怀化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战时大后方,形成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块僻壤之地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时繁荣。湘西会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一战,标志着中华民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芷江前进机场是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成为华中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在对日作战攻防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芷江洽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结束,芷江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本文拟就抗日战争时期怀化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阐述。
    关键词:抗战 怀化 地位和作用
    怀化地区位于湖南西部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的结合部,为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过渡的中山区。西靠贵州铜仁、黔东南,南连广西桂林,东部和西北部与省内的邵阳、娄底、益阳、常德、吉首等地区接壤。历史上为湘桂黔川滇五省通衢,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是湖南的西大门,是华北、华中、华东通往西南的主要通道,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在60年前的那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怀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始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止于1945年4月日军调集兵力在怀化境内发动的最后一战湘西会战,再到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至23日在芷江七里桥举行举世瞩目的芷江洽降,中国军民的抗战历时八年之久,怀化终成侵华战争最后的终结地。芷江洽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彰显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为战时的怀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
    一、怀化形成战时的区域中心。
    抗战爆发后,由东南沿海、华北、华中向大西南撤退的国民党机关、学校、企业、伤兵医院、调动的军队和难民多数取道湘黔、湘川公路经怀化西迁躲避战争,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落脚此地。1944年6月19日长沙沦陷后,省内机关、厂矿、学校及其他社会团体纷纷内迁怀化境内的沅陵、辰溪、溆浦、黔阳、芷江等县,一时怀化境内人口猛增。辰溪县城由战前6000人猛增至10余万人;芷江县城由3万人增至10万人,为原来的3倍多,而沅陵人口随着抗战期间大量人口迁入,到1945年,人口上升到39.75万人,比原来增加了5.11万人。怀化成了战时的大后方,呈现一派战时的繁荣,成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突出的战略位置使怀化成为战时的军事中心。怀化不仅是通往西南诸省的要道,而且有着突出的战略地位,是重要的军事基地,是抗战时期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大本营。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4年,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御日国防建议中,就极力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军事历史》1993年第3期第23页)。1936年至1938年,芷江及邻县数万民工,几度抢建扩修了芷江机场,芷江机场成为当时大型军用机场,是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芷江战略重镇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为保卫空中走廊-芷江机场,大西南的交通命脉-湘黔公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先后命令航空特务旅第一团和陆军一二一师第二团进驻芷江保护机场和公路。”(陈香梅《飞虎队在芷江之扩建芷江机场》)。
    随着战局的发展,大批中国及美国、苏联等同盟国军事力量陆续迁入怀化。据当地年长的老人回忆,驻军从芷江七里桥一直驻防到竹坪铺的五里牌,军营绵延12华里。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驻芷各种军、警、特、宪机构多达220个。原不足3万人的县城,人口骤增至10余万人。1938年10月,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九总站由武汉迁芷江。1939年4月,汉阳兵工厂奉命迁入怀化境内的辰溪,改名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辰溪分厂。1941年,蒋介石兼任校长、徐廷瑶任教育长的“陆军机械化学校”由广西柳州迁来黔阳寨头和洪江罗卜湾一带,专务训练汽车、坦克驾驶员、修理兵及培训技术军官。1944年夏,大批援华美军驻扎芷江,最多时达6000人。为增强对日军的打击力量,1944年5月,美军在溆浦修建了怀化地区的第二座军事机场,即桥江军用机场。修建此机场动用民工4万余人,其中溆浦就有5000余人。这时的怀化真正成为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大本营。
    2、战事的发展使怀化成为政治中心。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以怀化境内的沅陵、辰溪、溆浦、芷江为中心的大湘西成为沦陷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迁之地。我省长沙、常德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及其它企事业单位也开始向怀化迁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指示:“随即将省府各厅、处、会依次分批迁往预定的战时省会-沅陵”,随后,国民党一些办事机构在怀化境内设立办事处。1938年3月开始收容6省难民。4月1日,国民党省政府在沅陵设立“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管辖沅陵、溆浦、泸溪、辰溪、吉首、麻阳、凤凰、会同、芷江、靖县、通道、新晃等21个县;6月底,两湖监察署从武昌迁芷江;10月初,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军统特训班)从临澧迁来黔阳县黔城镇,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负责人戴笠亲临黔城“训教”;11月3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迁沅陵,随后,国民党军政部粮秣实验总场迁沅陵,海军总司令部由湘阴迁辰溪;12月1日,中国童子军湖南省理事会筹备处、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七大队、经济部工矿调查处驻湘办事处、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湖南办事处、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省审计处、湖南卫生实验处等机关团体相继迁到沅陵;1944年8月,省电信管理局迁芷江;不久,军政部第五休养所、荣誉军人第六教养院、安徽地方银行、湖南区烟类专卖局、湖南邮政管理局、湖南省税务管理局相继迁入晃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怀化的活动也较为活跃。1938年3月,中共溆浦县工作委员会成立,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派何良来辰溪组建地下党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9月初,中共党员程今吾、涂西畴等人组建辰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适应湖南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怀化实际情况,驻邵阳的省工委决定新设立湘西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党对湘西抗战救亡工作的统一领导。1938年10月,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在沅陵成立,指导境内的党组织活动,尹泽南任书记兼组织部长。湘西工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1938年3月15日“关于大量发展党员决议”和湖南省工委提出“猛烈发展党组织、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精神,大力发展党员和健全党组织,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气候下,加上外来党员汇集湘西的机遇,怀化党的组织一度发展很快。到1939年2月,除已恢复的溆浦县委外,中共湖南省委又决定成立中共沅陵县委,周立波任宣传部长,同时新建的有辰溪县委,洪江、麻阳2个中心支部,35个基层支部,党员发展到350多名。由于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和中共党员、进步人士的推动,在这块偏僻的土地上,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火焰熊熊燃起。1938年11月20日,由八路军高级参谋徐特立筹建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湘潭迁沅陵。1939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聂宏钧和省青委负责人于刚来沅陵检查湘西工委工作,并在沅陵召开湘西工委扩大会议,湘西各县党组织代表2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聂宏钧传达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国民党、共产党的组织在怀化境内设立相应的机构,使怀化战时的政治中心地位日益突出。
    3、稳定的大后方使怀化成为文化中心。抗战爆发后,怀化成为战时军事、政治稳定的大后方,给当时遭到重创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安全的场地。当时,一些大学纷纷搬迁怀化,如1937年10月,北平民国大学迁溆浦大潭,随校迁居的有著名学者翦伯赞、谭丕谟、张天翼(均系中共党员)、顾颉刚、徐炳昶等。1938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由南京迁芷江,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学校教育长陈果夫由长沙抵沅陵,16日赴芷江主持中央政治学校事务。10月12日,湖南大学迁辰溪,是日,第一批师生200多人到达辰溪。省内省外中等学校往湘西搬的就更多,其中省立第十二中学、长沙雅礼中学、福湘女中、长沙新华初中、云麓中学、艺芳女中、岳阳贞信女中、湖滨高级农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江苏医学院、浙江银行专科学校等10多所学校先后迁到沅陵。而由安徽迁入的国立八中就有学生6000余人,它们分布在乾城、花垣、保靖、洪江、麻阳等地。1939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本年度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统一招考新生,全国设15处招生区,湖南招生处设辰溪,这是文化教育的内迁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随文化团体来到怀化。不少救亡团体以及我党的不少党员和救亡干部,也纷纷来到这里,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抗战日报》1938年11月9日迁至沅陵,社长田汉、副总编廖沫沙,周立波也随之迁来;《中苏半月刊》1938年11月也相继迁入沅陵,怀化境内稳定的局势为这些进步报刊宣传抗日提供了阵地保障。除此之外,1938年11月,湖南广播电台也迁沅陵,次年8月建台竣工,11月12日正式播音。1938年12月,长沙一致剧社迁沅陵,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此时的怀化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4、内迁的先进工业设备使怀化成为经济中心。旧中国绝大部分工厂都建立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大中城市。1937年8月13日,上海吴淞口一声炮响,日军把侵略的战火延烧到江南一带。在这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民族工业家们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为了救亡图存,也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日斗争,这就是民族工业大迁徙,到大后方办厂支援战争。据国民政府工矿调查委员会文件记载:“嗣奉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电令筹划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等因,当经遵将各厂继续内迁,以筹后方生产安全。”于是,以机械制造和纺织为主的工厂沿沅水大批迁入怀化的沅陵、辰溪两地。随着日军逼进,长沙的工厂也迁来沅陵、辰溪、安江等地。从1938年9月下旬开始,先后迁入沅陵的有上海中国机器厂、新成布厂、汉口精益铁工厂等30余家;迁入辰溪的有上海亚洲制刀厂、中亚机器厂、汉阳兵工厂、湖北(华中)水泥厂、河南农工机械厂等50余家,迁入安江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等。当时,尤以辰溪显得特别繁荣,据《大公报》载:“自抗战以来,前方工厂相继迁辰,目前工厂林立,纵横十余里,每值华灯初上,恍如武汉三镇之夜景。”
    战时由于内迁的厂矿带来一些先进的生产设备,为战时怀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据资料记载,从苏皖浙以及本省等地大量迁来的工厂和商号,带来了不少的机械设备,取代了部分手工业操作,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如1912年冬创建的湖南省第一纺织厂,1938年9月迁至沅陵柳林叉时,带来10000纱绽,248台布机,550千瓦发电机一套。1940年11月定居安江正式开工时,设有原动(动力机械)、纺纱、织布三个工场,2200千瓦发电设备,10400枚纱绽,240台布机,1500余员工。据统计,1941年生产棉纱9188.76件。棉布274.4万米。1946年纱绽达到24000枚,布机248台,有年产200万米色布的漂染设备。(摘自《湖南安江纺织印染厂厂志》1912-1981上卷)。此外,还有抗战纺织厂、电灯公司、中和炼油等企业。以辰溪为例,煤矿有惠民等八个公司,年产煤2万吨以上;华中水泥公司,月产15000桶;复兴等机械厂39个,年产值60万元;卷烟厂10个,月产2000条。据《大公报》载:“据抗战以来,前方工厂相继迁辰……。”与辰溪相邻的溆浦县,工业也在此期间发展迅速,利用本地资源兴建的制糖业、陶瓷业、造纸业,均有相当规模,妇女纺织花样技巧还在当时陪都重庆举办的战时重庆手工业展览会上获得奖品。采矿业中,全区有锑矿8个,金矿17个,硫磺矿1个,重晶石矿2个。1938年6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行署主任陈渠珍委托黄琪镇在麻阳县城开办“湘西制糖厂”,次年投产,月产白糖200吨、桔糖300吨、冰糖20吨,为当时全省主要糖厂之一。8月,由国民党在洪江官团溪开办的造纸厂投产,次年改名为洪江造纸厂。1938年12月,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沅陵县城东烂船溪建湘西电厂,并设沅陵第一发电所,装机容量240千瓦,次年1月1日发电。1939年1月24日,国民党省政府在榆树湾设立沅芷垦区办事处,安置难民及贫民,至1940年12月累计开垦荒地2万亩。1939年4月,国营第二被服厂、招商局先后迁沅陵。1939年10月,省贸易局在沅陵设办事处,以收购桐油为主要业务。当年收购桐油达2000余吨。1940年至1942年,私营翻砂厂、湖北周庆记机器厂、江苏黄福记锅炉厂、省福牲纺织公司先后迁沅陵。
    由于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吸引了一些银行纷纷内迁。1938年1月16日,湖南省银行沅陵支行正式营业。5月,中国农民银行先后在芷江、沅陵设办事处。6月,国民党省政府沅陵行署向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贷款100万元,办理所管辖的21县农村合作社预备社社员购买耕牛及农业生产资料贷款。7月,交通银行在沅陵设立办事处。11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国家银行的长沙分行、支行、四联湘分处及在长沙的上海、聚新城、金城、江西裕民等商业银行均迁至沅陵。逐日彰显怀化经济中心的地位。
    二、芷江机场的重要作用显示了怀化在抗战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日军从宛平卢沟桥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到湘西会战、芷江七里桥洽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终点,这其中,芷江机场在抗日最后阶段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
    1、战时芷江机场成为华中的重要战略基地。芷江机场始建于1936年10月,当时机场约800米见方。“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仰仗其空军优势,大批飞机频繁出动,轮番轰炸我国重要军事目标和交通要塞,我方损失惨重。为此,全国民众自发开展了“航空救国”运动,这样,加强空军全面建设提到了蒋介石政府的议事日程。
    要想建成一支强大的空军,就必须要有布局合理、数量足够的空军基地。这方面蒋介石采纳了美国顾问陈纳德的建议,要在具有重要军事作用的大西南地区建设几个大型的战略备用机场,以确保抗战后方的绝对安全。于是,陈纳德协助航空委员会和空军司令部拟订了一项庞大的扩建机场的建设计划:决定对具有战略后方基地作用的关键性的几个机场,如等衡阳机场、桂林机场、芷江机场等进行扩建翻修,并配设汽油库和弹药库。
    当时,陈纳德将军正奉命创建芷江航校,同时担负着修建芷江机场的部分工作。到了1937年9月,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电令湖南省政府第三次紧急扩修芷江机场,即由原来的约800米见方扩建成南北东西各长1200米的大型机场。同时组建了航空委员会扩修芷江飞机场工程处,负责工程经费预算核报、工程质量管理监督、工程任务分配协调等。1937年12月,芷江、黔阳、麻阳、晃县、辰溪等五县抽调数千民工扩修芷江机场。1938年4月,芷江防空指挥部成立。8月,美国援华空军少将陈纳德在芷江创办航空学校。10月,芷江机场扩修完工,经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后,当月投入使用。同月,武汉航空第九总站及南昌飞机第二修理厂、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先后进驻芷江机场。同时,援华苏联志愿空军大队第一中队长伊凡诺夫斯基率领代号为“正义剑”的20架飞机进驻芷江机场。11月8日下午,日本海军第十二航空队18架九三式轰炸机首次袭击芷江机场。驻芷苏联志愿航空队6架战机起飞迎战,击落日机3架,毙敌飞行人员9人。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美国航空兵组成混合团驻芷江机场,机场拥有远程轰炸机及战斗机、侦察机群,各型参战飞机400余架。日军曾多次轰炸芷江,在芷江上空发生激烈空战,日机被击落多架,机场一直保持完整。1944年7月9日,驻芷江机场的中国空军第五大队20余架飞机,奇袭湖北监利县内的日军白螺矾军用机场,摧毁敌机110架。芷江机场在抗击日寇、保卫中国领空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至1944年7月衡阳机场失陷后,芷江机场成为了盟军唯一未被日军占领的前进机场,成为中国中南部的最后一个空军堡垒。
    2、芷江机场在战略攻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日军进行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盟军两大前进机场之衡阳机场失守,盟军空中大部分军事力量迁至芷江机场,芷江机场就成为对日作战的重要空军基地,成为远东盟军重要机场,成为华中空中军事指挥中心。芷江机场除担负袭击日军在衡阳、长沙、岳阳、汉口、南京等地军事设施外,还担负着掩护昆明机场起飞的B-29重型轰炸机实施对驻华北、华中日军的战略轰炸,以切断日军后勤补给,封锁长江、湘江和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运输线,阻止日军进攻西南等重要军事任务。同时,芷江机场还为准备战略反攻赶训部队。
    日军把芷江机场视为危及占领区日军安全,危及大陆交通运输线的畅通,乃至和西进川黔,威逼国民政府投降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为迅速打通障碍,1945年1月2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在下达攻占芷江的命令中指出“意图在于摧毁敌前进航空基地”,“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应尽快攻占芷江一带。”随后不久,日军就发动了围绕夺取芷江的进攻战。美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为使空军能够准确地打击日军目标,空军地勤部队成立了一个对空联络台。芷江航空站派通讯技术人员,防空部队派机务中队报务员,携联络工具到龙潭前线,潜伏在距日军阵地2000米左右的山顶,安好联络机与芷江航空站取得联络,飞机按照对空联络台指示的方位,向日军实施俯冲投弹,分四批轮番轰炸,迫使日军龟缩在工事里不敢抬头,日军被阻于溆浦龙潭,伤亡惨重。
    因为怀化山区有着雪峰天险这一战事天然的阻挡屏障,加之芷江机场的战机防攻,使得怀化在对日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成为华中空中军事指挥中心。据《芷江军事志》记载,从1944年大批中美空军进驻芷江机场后,陈纳德将军将驻芷江空军的作战区域明确地划定为“华中特别是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南京、上海以东地区”(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芷江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页)。自1944年5月12日,驻芷空军第五大队分队长乔无遏率领战机第一次执行飞往遂川攻击日军兵站的任务开始,至1945年8月14日,驻芷空军飞行员沈昌德架机从芷江机场起飞,到宝庆(今邵阳)上空进行军事气象侦察,完成中国空军在8年抗战中最后的一次作战任务时止,在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驻扎在芷江空军基地的美空军第14航空队第68飞行联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1大队(轰炸机队)、第5大队(战斗机队)和空军第4大队等中美空军部队,先后参加了1944年5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长衡会战,9月上旬至12月中旬的桂柳会战和1945年4月上旬至6月上旬的湘西会战。据不完全统计,共出动战斗机、轰炸机1200余批,4100余架次,出色地完成了夺取制空权、空中歼敌、对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及长江、湘江、洞庭湖等处水路运输线的轰炸和封锁,切断日军后方补给,阻滞其南下西进和支援中国陆军地面部队作战等项战斗,毙伤敌军数以万计,击沉、击毁敌运输舰船、坦克和军车数以千计,击落击毁敌飞机328架(其中空战中击落81架,炸毁地面敌机247架)。给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战后,日本一位高级军官宣称:如果没有中美空军这种空中打击“我们可能已经到了我们所希望去的(中国的)任何地方。”(美国《空军》杂志1958年8月号载《美国空军史》第二篇第六章)。由此可见,芷江机场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攻防作用。
    三、湘西会战成为日本侵略者彻底溃败的最后一战,怀化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终结地。
    湘西会战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是日本侵略者侵华彻底溃败的最后一战。日军取道雪峰山进攻湘西的目的是夺取空军基地前进机场-芷江机场,故又称“芷江保卫战”;因主战场在黔阳县境内的雪峰山,故又称“雪峰山会战”。战事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中日双方参战总兵力达28万余人,战线长200余公里。日军攻取芷江机场是因为中美混合空军在芷江机场起飞担任对日军军事目标的战略攻击,致使日军在湘桂、粤汉两条铁路线上的物资运输陷于瘫痪,整个长江航运不能畅通,所以日军视芷江机场为其心腹大患,认为必须捣毁该飞机场,才能确保东南半壁的水陆交通。
    为尽快攻取芷江,日军自1945年4月起开始调集部队,修复公路铁路、屯积粮弹,进行会战前的诸种准备。而中方在布防方面也进行了部署。担任湘西及芷江飞机场全面守备部队为王耀武第四方面军,辖第73、74、100军,司令部设辰溪附近。第74军于雪峰山东麓占据山险要隘有利地形,构成决战主阵地带。第100军连结第74军左翼,主阵地配置于雪峰山东麓之山口、龙潭一线。第73军主力占据新化、安化县城。这次会战最高指挥官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线指挥所设于黔阳县安江镇。芷江飞机场驻有中美航空兵混合团,另有美国陈纳德率领的第十四航空队,共拥有远程轰炸机及战斗机、侦察机群,参战各型飞机400余架。
    到4月中旬,日军进攻部队分三路开始向我军展开全面进攻:一路是日军集结在宁乡之右翼部队向益阳我军攻击,拟取道烟溪、新化进入怀化境内的溆浦龙潭;集结在零陵的左翼攻击队分两路进攻我军,欲取道绥宁、武冈、洞口、隆回,然后配合主力军攻打雪峰山主阵地;集结在邵阳、永丰地区的为日军中央攻击队,是日军这次会战的主力,企图在左右两翼攻击部队的掩护下,以优势兵力,突破四方面军雪峰山主阵地,以邵阳为后方补给基地,直取芷江飞机场,妄想一举突破雪峰天险,短期内扭转战局。因我军事先设置了据点工事,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因此前进迟缓,费时两旬始到达雪峰山主阵地前沿,此时日军兵员粮弹大量损耗。5月5日,何应钦紧急电示:“进犯湘西之敌,已经受挫,全军应即转入反攻。”我军采取积极措施,用精锐兵团转移攻势,以歼灭当面之敌;令在黔桂边区的汤恩伯第三方面军,以所属牟廷芳第94军,由城步、绥宁疾进,向武冈西北与我74军对战之左侧北展开攻击;令胡琏第18军迅向沅陵、辰溪地区集结,听候授与保卫芷江机场的任务;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与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向敌侧面薄弱部分出击,其中以第十八军由溆浦、新化方面南下,向日军右侧后邵阳、隆回、洞口以北展开攻击,直蹑日军后方,斩断与邵阳日军的联系,形成包围态势;南方战场第三方面军经过激烈战斗则封锁了南部战场;而据守在雪峰山东麓的第74军,第100军,不失时机全线发动反攻,使对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使之濒临绝境。在5月8日反攻这天,芷江飞机场所有飞机几乎全部出动,在战区上空盘旋、扫射、轰炸,日军陷入绝境,伤亡惨重,至6月1日,日军狼狈退出战场,此战成为日本侵华彻底溃败的最后一战。
    据资料记载,此役共计毙伤日军2.82万人,缴获战马3347匹,火炮24门,各类枪支1333支;中国军队伤亡2800余人。芷江保卫战的大获全胜,重挫了日军的锐气,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和中国近代史极其光辉的一页,此战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加快日军投降进程起了重大作用。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在芷江进行了洽降。湘西会战的胜利,使怀化成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终结地。
    四、芷江受降标志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芷江保卫战役的胜利,昭示着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为解决德国投降后的若干问题及加速结束对日战争,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的7月26日,美、英会同中国对日本发出文告,令其无条件投降。在陷入绝境之后,日本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最终胜利、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急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提示日军投降原则,强调了日方降使到怀化芷江洽降的注意事项。
    受降地点为何定在怀化的芷江?正因为怀化已经形成了战时区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芷江有盟军第二大机场,是抗战时重要的军事指挥基地,又紧临前线。这样,举世瞩目的日本投降洽降就定在怀化的芷江举行。
    8月17日,重庆方面指派人员先期到达芷江筹备受降事宜。20日上午,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抵达芷江,新闻记者也陆续到达芷江。当晚,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设立了“陆军前进总指挥部”负责全部受降事宜。8月21日上午,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下午开始洽降会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七里桥空军俱乐部主持受降会议。芷江受降共进行了三次会谈,确定了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以及各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及代表。
    历时三天的芷江受降,为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在中国陆军总部(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大礼堂原址)举行20分钟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8月21日至23日芷江受降到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受降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中华民族经历了8年抵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艰苦卓绝的岁月。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军民结成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同时也扭转了一百年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一举洗雪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民族耻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芷江受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结束。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芷江受降,1947年8月30日,在芷江七里桥磨溪口建成一座“受降纪念坊”,这是近代中华民族惟一的一座受降纪念设施。纪念坊由四个方柱、拱形正门和两个侧门组成一个“血”字牌坊。牌坊正面中间拱额为“受降纪念坊”名。正面坊名,背面铭文,两侧均镌刻有当时军政要员的题词、题联。芷江“血”字形受降坊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耻辱坊,成为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历史丰碑。
    1992年7月,芷江县委提出扩建受降城方案,把受降坊建成中华民族洗雪耻辱,毋忘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举得到中央、省、市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也牵动了海内外赤子的爱国之心,大家纷纷捐助扩建受降城。1995年8月23日,芷江万人集会,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50周年和受降城首期工程竣工落成。
    芷江受降城首期工程竣工和受降纪念馆对外开放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史学、文博工作者认为:“全世界有罗马、米兰、柏林、巴黎、芷江、平壤六座凯旋门,芷江的中国凯旋门最有纪念意义”。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受降城内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景,无不凝结着国内外同胞的爱国情结;受降城内存放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历史资料,存放着更为珍贵的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参考文献:    
    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⑵李伯雍等《怀化百年史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⑶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三湘抗日纪实》,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⑷李伯雍、廖开顺《中日战争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⑸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怀化地区的活动》,内部出版,1985年版。
    ⑹芷江史志办《名城芷江五十年回眸》,内部出版,1995年版。
    ⑺怀化市委组织部、党史办等《中国共产党怀化地区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⑻芷江史志办《芷江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⑼芷江县人民武装部《芷江军事志》,内部出版,2004年版。
    ⑽湖南省档案馆《湖南历史上的今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黄埔首页 网站中心 黄埔军校 黄埔师生 黄埔军魂 黄埔战场 黄埔之家 黄埔站务 亲爱精诚
版权所有:黄埔军 www.huangpujun.org
《黄埔军》技术支持:热点科技
网站所有:上海桂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