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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战场上的抗日台胞
南非普里托利亚大学 戚嘉林博士 撰稿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保卫圣战,许多台湾同胞也参加了这场战争。抗战期间,由于我国是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物资条件极差,故历史记录工作不足。复以抗战才刚结束,接着又发生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自大陆撤退迁台,大批文件毁于战火,尤其是许多参与抗战的人,因涉及国共间的内战,所以白色恐怖时期,在台湾,我们无法从整个民族的高度,记载或纪念这段可歌可泣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历史。当然,这也使得在祖国战场上抗日台胞的历史不彰。及至上个世纪末,台湾政治上又陷于「去中国化」的氛围,各界几乎忘了抗日战争,当然也忘记了,抗日台胞曾驰骋在祖国战场上的这段历史。今天,台湾的白色恐怖已经不再,两岸文化可相互交流,使我们了解在华中、华北也有抗日台胞的足迹。故我们今天有能力,也应该从整个民族的历史高度,回顾这段历史。其中,尤其是抗日台胞的贡献,绝不容被泯灭。
    关于抗日战场,可分为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实战战场,与意识型态的理论战场。在此,先就实战战场,介绍一些抗日台胞,在我国香港、华南、华中、华北、及海外各个战场的英勇事迹。
                                        一、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实战战场
    香江谍影
    在祖国南方璀璨明珠的香港,可用「香江谍影」来形容抗日战场。在香港,国民党政府是借重抗日台胞的中日文双语能力,从事对日本的情报工作。
    二次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香港「邮政总局」内设立了「邮电检查处」,对经过香港的各国邮电书刊进行检查。尽管当时日本尚未对英国开战,但英国人已感受日本的严重威胁,乃加强搜集日本的情报,将日文邮电书刊列为检查重点。当时,台湾彰化二水乡人,前副总统谢东闵先生就在「邮电检查处」担任日文函电书刊的检查工作。英国人对日文的邮电检查,是事先交给谢东闵一份黑名单,名单上有名字的往来日文邮件,一律拆开检查。未列在黑名单内的日文邮件,检查与否,则由谢东闵决定。于是,谢东闵遇到有参考价值的日文邮件,就秘密抄一份,转交给当时在香港负责搜集情报的台湾云林人李万居(其前任为台湾彰化人谢南光)。李万居再将该情报转往重庆隶属军事委员会直接受命于委员长蒋介石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处理。
    当时在香港还有另一个政府的情报组织,那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布建的情报网。当时朱家骅派台湾台南人翁俊明为驻香港单位的负责人,他当时在香港,以行医方式掩护工作,期间曾派人回台湾搜集情报,转呈重庆。当时台湾嘉义人刘启光为书记,台湾云林土库人陈哲生负责组织工作,并奉命潜伏在香港的日文报社工作,伺机搜集情报。但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陈哲生仍坚持留港工作,不愿撤离。后来日人发觉他的真实身份,将他逮捕,送回台湾,严刑毒打致死,壮烈牺牲。
    华南战场
    台湾台北芦洲乡人李友邦少将,领导「台湾义勇队」,约300余人,成员几乎全为台湾人,于1940年代初,活跃在浙江西南部的金华、衢州,与福建中西部的建阳、龙岩等地,以巡回宣传、搜集敌情、开办医疗(先后附设四所台湾医院)、生产军需物资、袭击日军等方式,从事各式各样的抗日活动。李友邦并声明,「台湾义勇队」的任务就是「保卫祖国,恢复台湾」。1943年,「台湾义勇队」扩大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台湾屏东茄冬脚的萧道应,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1940年时携妻黄素贞、与李南锋、和就读明治大学的锺和鸣(后改名锺浩东)及其妻蒋碧玉等五人,先后自台湾潜赴大陆,参加台湾苗栗人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在广东近福建交界处的蕉岭、与广东南部的博罗等地,从事坚苦的抗日工作。
    1943年中国国民党,将中央直属的台湾党部设在福建南部的漳州。主任委员就是台湾台南人翁俊明、书记长台湾南投人林忠、执行委员兼宣传科长谢东闵。当时这个组织设计各式各样的日文传单,大量印刷,交由美军空投台湾。有时也利用交通船或渔船,将传单运往日军占领下的厦门。
    在海南岛战场,台胞陈狮在海南岛战场上,秘密将日军情报递交我军,后被识破,被捕囚禁,惨遭酷刑,后经我游击队救出,幸免于难。台胞郭耀传,也是为我军传递情报及释放我方被俘抗日地下人员,被日军识破,乃起义投入我军;台湾嘉义人杨坤荣等28人,于1945年元月19日,击毙日军50余人及生俘一名,起义来归。据悉,总计海南岛一地起义的台胞多达290人。
    华中战场
    台湾台南白河人吴思汉(原名吴朝和),1943年7月台北高校毕业,10月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44年4月,吴思汉从京都搭火车前往下关,抵釜山,经韩国,鸭绿江、沈阳、山海关抵北京,入北京大学工学院,一面读书,一面寻找去重庆的门路。后来几经辗转,终于抵达重庆,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行列。
    台湾基隆人朱天顺,1939年自台湾抵华中武汉地区,1942年初进入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后来在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对敌部,担任对日军的宣传、搜集日人情报、管理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等工作。
    华北战场
    台湾嘉义大林人林思平,1941年毕业于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1943年林思平夫妇二人放弃日本的优渥生活,并动员白凤洋、黄仁和、杨泰山和杨丁铭等台湾知识分子,投奔祖国大陆,来到山西太原。当时林思平在太原铁路医院当医生,并以医生身份将当时奇缺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秘密支持华北抗日的八路军,及掩护中共地下党干部。1945春,因遭日本特务怀疑,林恩平夫妇乃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张家口市,在白求恩所创的「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担负救死扶伤的工作。
    台湾台南人杨诚,幼时随父母移民印度尼西亚,14岁时返内地厦门集美学校就读,1934年入北京大学。七七事变后,杨诚赴延安参加抗日,并于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担任「归国华侨救国联合会」主任,1944年出任「延安外语学院」英语系班主任兼系党支部书记。
    台湾台北板桥人李子秀(原名吕芳魁),1940年入长春满州建国大学,1942年欲投奔关内抗日,但逃到山海关就被学校抓回。1943年,李子秀被征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任日军炮兵少尉,驻防日本和歌山县。1945年5月,逃离军营,返回祖国,入晋察冀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旋赴张家口市担任炮兵团教官。李子秀当时还编写反坦克教材,训练中共部队的反坦克技术人员。1946年2月13日,李子秀于排除反坦克地雷的一场意外爆炸中牺牲。现在,在张家口烈士陵园,有李子秀的墓碑,墓碑并由昔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元帅题词纪念。
    台湾台南县人林栋,于1943年名古屋大学毕业时,拒绝了老师及友人要他在日本就业定居的挽留,在毕业典礼当天下午,即毅然启程,回到苦难的祖国。林栋归返祖国后,首先落脚山西太原,一面教书维生,一面寻找联系朋友向导。一年后,方冲破日军封锁,抵达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参加抗日战争。
    台湾台北人翁阿冬,经廖承志介绍,于1938年单身经新加坡、香港,回到内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队伍。为避免累及台湾的亲友,她接受陈云的建议,改名冯志坚。当她得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哥哥翁泽生在台牺牲的消息后,立誓要「把血泪变成锐利的刺刀,刺在每个敌人的身上」。
    台湾高雄人杨美华,1941年春,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前往东京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就读,1945年2月放弃学业返回祖国,同年8月16日前往解放区,入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
    台湾台中县梧栖港人陈文英(本名陈定澜),1944年考上北京大学政治系,1945年1月前往解放区,历经艰难,抵达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的阜平县,投入抗战工作。
   海外战场
    台湾台中雾峰林家人林正亨,于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投考南京陆军官校,毕业后随国军部队于1940年参加广西昆仑关之役。后部队调往湖南整休,任消毒连连长。1942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交通司上尉副官。1944年,林正亨参加中国远征军,任步兵团指挥连连长,参加反攻缅甸北部密支那的战斗。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最后并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身负重伤,后虽在战地医院治疗四个多月,但左手残废;林正亨的妹妹林冈(原名林双盼),1925年时随母返回台湾雾峰林家,1936年秋前赴大陆,并辗转至重庆。中共组织将林冈调到塔斯社驻重庆分社工作,她后来嫁与董必武的政治秘书鲁明。鲁明后来曾任中国大陆驻科威特大使,林冈随夫赴任。
    台湾台南人黄朝琴,1923年早稻田大学毕业,留学美国。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硕士,后回祖国于1928年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35年5月出任我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七七事变爆发后,黄朝琴适时召集旧金山及其附近城镇的各侨领开会,成立「金山华侨救国总会」,推动爱国捐献运动,两年约计募集美金四、五百万元之巨。这对祖国的抗战,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贡献。
                                                二、抗日台胞的特点
    归纳上述抗日台胞的事迹,有三大特点。首先是抗日台胞几乎都有显赫的学历,例如谢东闵是中山大学毕业、谢南光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李万居是法国巴黎大学毕业、黄朝琴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硕士、丘念台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李友邦是黄埔军校毕业、翁俊明是台北医学院毕业、萧道应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宋斐如是北京大学毕业、林栋是名古屋大学、林思平是东京庆应大学……等等,他们都是高学历的台湾知识菁英。
    此外,抗日台胞中有人家境颇佳,例如杨美华,父亲是土木建筑技师、母亲是助产士。有人还是地方首富,例如黄朝琴,家中有田地约150余甲。有人更是一门忠烈,例如丘念台是丘逢甲的三公子、蒋碧玉是蒋渭水的养女、翁阿冬是抗日烈士中国共产党党员翁泽生的妹妹、林正亨是闽南军司令林祖密之子及清末台湾抗法名将林朝栋之孙。因此,总体而言,他们可说是那个时代台湾人菁英中的菁英。他们归返祖国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动,如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人民心声。
    第二个特点,他们不是个别的单一个人事件,而是许许多多的台胞菁英,不约而同,前仆后继地投入抗日大业。他们在台湾都需躲避日本殖民当局的监控,自己设法隐瞒亲戚友人,秘密辗转西行,奔向人生地不熟的祖国大陆,其中甚至有经历坎坷者。例如萧道应等一行五人在广东惠阳,因无良民证,身份不明,而遭逮捕,险遭枪决,幸吉人天相,与丘念台联系上,才能参加抗日行列。
    吴思汉,他从京都出发,抵达重庆时,前后历时一年三个月。
    李子秀则更传奇,他是日本陆军正规军的炮兵少尉,部队驻防日本本土的和歌山时,身穿日本军官军装,佩带军刀,借故逃离军营,机智勇敢地摆脱了日本宪兵的追捕,经大阪、由下关轮渡上海,辗转抵达仍被日本占领的北京,经台湾同乡北大教授林耀堂与苏子蘅先生的引荐,突破日军重重封锁,方抵达晋察冀解放区。由此可见,当时抗日台胞投奔祖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信念,是何等的坚强。
    第三个特点,他们加入不同政党。由于当时祖国内部有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大政党。而这些献身祖国民族保卫战的抗日台胞,从或然率的角度,也就分别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国青年党的抗日行列(李万居就是中国青年党党员)。当然,如果依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如果抗日台胞是先回到祖国华南,则大体上是加入中国国民党。如果抗日台胞是先回到祖国华北,则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无硝烟的意识型态理论战场
    1940年,在祖国南方各地的台湾抗日组织,例如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柯台山领导的「台湾国民革命党」、与张邦杰领导的「台湾革命党」,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抗日救国光复台湾的工作,各个台湾抗日团体于1941年2月在重庆,合并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其宗旨为「……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
    1942年夏,在一份美国军部内检讨用的备忘录中,就提及台湾地位应予特别考虑,由临时托管机构予以掌控。同(1942)年8月,美国著名杂志《幸福》《时代》与《生活》的编辑,联合发表战后和平方案,其中就提出战后台湾应由国际共管的主张。
    对于美国出现这样的舆论,「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务委员李友邦于1943年2月撰写专文予以驳斥。接着同(1943)年的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同(1943)年11月23-26日开罗会议召开。「台湾革命同盟会」在同(11)月21-28日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时,通过陈情国民政府「设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此外,会中谢南光亦提案并获大会通过「请以大会名义向英、美、苏各国领袖致敬,并要求其承认台湾归还中国」,支持政府在开罗会议光复台湾的立场。
    因此,「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最大贡献是在意识型态的理论战场,对内不但更加唤起祖国各界有关收复台湾的舆论,并提供台湾归依祖国的台湾民意基础;对外则代表台湾人民向国际社会发声,宣示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强烈意愿。相信,当时美国国务院驻重庆的外交官,对这些抗日台胞团体的意见,自是了如指掌。合理推断,「台湾革命同盟会」对台湾回归祖国方面的贡献,也是国民政府向美、英要求收复台湾的重要原动力之一。
    从以上的种种事迹可知,在祖国战场上的抗日台胞,无论是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实战战场,或是无硝烟意识型态的理论战场,抗日台胞都在祖国这场伟大的民族保卫圣战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们的抗日事迹,不但是台湾历史的一部份,也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应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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