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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什么解除党禁,报禁?
王皓 撰稿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国民党的党外势力活动日益活跃,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日益强烈。这些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方式与国民党斗争,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 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根据台湾当时的法令制度,党外人士有机会当选各种民意代表,他们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 “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戒严线就像四象基本原则一样。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元老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高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 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也可以说就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发生了历史剧变。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对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个最大的疑点,即蒋孝武有没有涉案?要不要负责?这一真相一直没有人谈及,但是当年年底,蒋经国就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6年3月,蒋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蒋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坛,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狱内服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灿、黄华等人的“绝食事件”;5月3日,《薪火》发行人耿荣水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分别向法院控告警方违法查抄刊物,并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责任;5月16日,14名党外省议员集体辞职;1986年5月10日,党外各派代表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与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及黄光平面对面交锋,并达成三点共识,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与党外谈判,所以在岛内当时就有人称这一沟通是“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5月19日,党外为抗议“戒严”,在台北龙山寺与军警当局对峙一整天;6月10日,借被控有“诽谤罪”的陈水扁和林正杰入狱一事,党外发起欢送“陈水扁、林正杰入狱运动”。党外人士发动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对台湾当局形成一个又一个不小的冲击波,促使蒋经国要么是放松限制,要么是进行镇压,没有其他良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尽快作出选择。
    1985年春,台湾爆发“十信案”。经查明,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放的150亿贷款中属无法追回的不良贷款竟高达70亿元,亏损达80亿元,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民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案件主犯是该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他在国民党上层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案件的发生本身有着深刻的经济犯罪和黑金交易性质。
    “十信案”可以说严重挫伤了自进入70年代以来岛内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气,动摇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安定。经济弊案丑闻和党外持续不断的冲击,蒋经国终于感到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要对政局不稳负责,认识到如果不对极右势力下狠药严加约束,并加速民主化进程,将使自己推动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毁于一旦。
    蒋经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已到不改则党将不党的程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考虑。首先,大陆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成绩,使中国大陆的国际威望大增,而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专制’的代名词,这不利于与中共打政治仗和说服民心,因此有必要进行政治革新,抢过民主大旗。其二,美国对东方专制政权的支持态度有所改变,专制政权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和南朝鲜全斗焕政府一一倒台,台湾如果再不改变,党外就是美国所要找的国民党政权的替代品。其三是党外势力已经成势,“外”有美国的公开支持,“内”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战”有国民党的种种失误作为目标,“量”有30%左右的选民稳定支持,事实上已到了无法用武力压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话,又能维持国民党统治多少年?蒋经国不得不选择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这条路。
    蒋经国在台执政,颇受肯定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通过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时的谈话,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接班人的看法。他说“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一直依据宪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今后亦当如此……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事,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在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第一届国民大会年度会议联合典礼上,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贵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
    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人们注意到,这是蒋氏首次在官方场合公开表态,断言在自己身后结束‘蒋家王朝’,放弃蒋家‘独裁’,排除军人干政的可能性。并且对死抱不放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也提出修补计划,表示要沿着“宪政道路”走下去。作为与之讲话相配合的是,他于次年2月把蒋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要以今年为党务革新的出发点”。此次会议成为国民党实施全面革新、进行政治转型的转折点。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并称之为“两寅变法”。
    为推动全面革新,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是改选中常委,已病两年的孙运璇正式退出中常会;新选进中常委的全是开明派,由李焕带头,另外三人是中生代代表人物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施启扬、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履安。这样,在中常委内保守派和元老派削弱不大的情况下,开明派的力量得到提升,中常会内部对革新的阻力大减,通过各项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二是成立了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副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两人一组,分别讨论以下六个问题:中央民意代表和机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即是否开放省市长选举问题;国家安全法令问题,即解除戒严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制度问题,即组党问题;强化社会治安问题;加强党务工作问题。
    以上六大问题,可以说是集岛内所有政治焦点之大成,是国民党和党外较量几十年的主要交汇点。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一党专制’,所以维护‘一党专制’的“中央民意代表变相终身制、官派省市长、坚持戒严和维持党禁”诸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禁区,也就成为党外势力猛烈攻击的固定目标,如今国民党主动提出准备解决,表明国民党政治上的让步,也表明了蒋经国进行革新的决心。
    为顺利进行革新,蒋经国再次进行重大人事调整。6月18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免去宋长志的国防部长职务,改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接任国防部长;原联训部主任蒋纬国改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这样安排,有他的用意。其一是任命文人国防部长成为军队国家化之始,以防止在前几年中军警保守势力干扰改革计划的事情再现,防止在自己身后军人势力的膨胀和出现军人政权。其二是希望蒋纬国利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关键职位掌军监国。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蒋经国主导的政治革新的再次启动。
    蒋经国为推动全面革新,遏制党内元老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一反在80年代前几年间在公开场合很少发言的做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的主题思想是全面推进改革,但他所设想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距离,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不同。所以蒋经国在强调“革新”的同时,又强调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变,政权的法统不能变,反共基本国策不能变,临时条款和宪法不能变,复国建国的目标不能变。并且警告党外势力说:“政治应求容忍,法制则不假宽容”。人们不难看出在“五不变”的限制下,他的革新内容将会大打折扣。
    台湾岛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台湾舆论界也开始把革新当成主要议题,大做文章。报刊称新一波的政治改革潮为“丙寅变法”。然而,舆论界有的用捧场的方式,有的用批评的态度,有的用建议的形式,大有不同,各有奥妙,这是由于各报的不同政治背景在起作用。
    党外势力则成为冲击戒严和党禁的急先锋。早在1986年5月1日,远在美国的许信良,在纽约组织了“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岛内党外各路精英也开始了组党活动,有明的,有暗的,有真的,有假的,有实的,有虚的,总之组党成了台湾最时髦的东西。
党外第二代代表人物、以稳健出名的康宁祥,在6月中旬提出了“组党5年计划”;7月3日,谢长廷、尤清等秘密组成“组党计划规划小组”,开始联络党外各派人士共商组党大计;8月9日,党外实力最大的“康宁祥系”率先在台北举行公开的“组党促进说明会”,第一次将党外组党意向和行动公开化;8月15日,党外又举办“行宪与组党说明会”;8月25日,谢长廷在《时代》杂志公开举办的组党问题征答中,第一次提出“民主进步党”这一名字;8月30日,党外新潮流系举办了组党说明会;9月19日,党外的重量级人物康宁祥、尤清、费希平、谢长廷、江鹏坚、张俊雄、游锡坤等共商组党大计,当场确定由尤清、江鹏坚、谢长廷、邱义仁等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组党具体活动。
    9月27日,130余位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本来是讨论党名、党纲、党章等问题,可是到下午,刚参加党外运动不久、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说话痛快的朱高正在发言时,提出干脆就在今天宣布新党成立,把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作为新党宣言的蓝本,把党外人士的《12条主张》作为新党的政纲即可。这一建议立即在会上获得通过。
    会上还决定,选举费希平、尤清、谢长廷等8人(为考虑派系平衡后增加到18人)组成组党工作小组。组党工作小组分为政策、组织、协调、文宣、行政、财政等6个小组开始工作。
   民进党突然戏剧性地成立,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是由法务部长施启扬于9月30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台湾不宜组织新党,违者将依法处置,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人们从新闻媒体上所见到的是,蒋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不断就开放政治、解除戒严发表的谈话,这显然是告诉人们,戒严将很快取消,党禁将很快开放,民进党不会被依法处置。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就民进党一事表示,“我们现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预料很快就有结果。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新政党必须是反共的,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
    11月10日,作为台湾戒严期间第一个政治反对党—民进党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的领导机构。该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实施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主张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后来发展到主张“台湾独立”;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采取 “弹性做法,重新加入联合国,以重返国际社会”。
    在会上,还选出第一届领导机构成员。江鹏坚以一票之差险胜费希平,出任台湾第一个政治反对党主席。会上选出的11位中常委是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游锡坤、江鹏坚、周沧渊、尤清、洪奇昌、谢长廷、潘立夫、吴乃仁。此外还选出了陈菊、邱义仁、吴钟灵、郭吉仁、王义雄等5人为中央常务评议委员。
    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党外政治反对派有了政治中心,党外势力正式以政党的力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
    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年底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选举结果喜人,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代表大会内民进党的代表由上届党外的2人增加到11人,并且国民党的得票率首次跌至70%以下,只有69.87%。至此,不管解严与否,民进党已参加正式的政治活动,事实上已成为合法的政党。
    至此,让台湾各界人士谈“令”色变的“戒严令”,已到了任人指责、明知故犯、公开对抗的程度。特别是民进党“闯关”成立,违反党禁,官方竟然不能采取行动!人们大规模地触犯“戒严令”,国民党当局不敢以“令”定罪,坚持“戒严令”又有何用?一个法令到了如此地步,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思前想后,蒋经国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解除“戒严”的问题。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表示,不久将取消戒严令,并制定国家安全法取代戒严法。8日,他在党内最高层次会议中常会上表示,关于政治革新的方案要尽快实施,首要行动是要取消戒严令。10日,在例行的纪念双十节大会上,蒋经国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待”的讲话,暗示将解除戒严。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12人革新小组”提出的两项革新方案,即解除在“台澎金马地区”的戒严令,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在通过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过程中,国、民两党立法委员多次发生冲突。民进党坚决反对任何限制人民权利的国安法,而国民党则坚持必须以限制多种人民权利的国安法取代戒严令。民进党还在5月19日和6月12日,两次组织民众上街抗议。其中在后一次冲突中,示威民众与警方对峙达17小时30分钟。1987年6月16日,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的强力护航下,国安法终于获得通过。7月1日,国家安全法正式公布施行。
    7月14日,由总统蒋经国正式签署发表,宣布将从7月15日零点起在台湾地区解严。可以称之为世界戒严之最的、持续38年的“戒严令”的撤销,成为国民党政治改革的高潮。解严之后,国安法的施行,台湾同胞及民进党等组织并没有停止过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继续战斗在要民主、要民权、取消特务统治的第一线。尽管这样,台湾结束戒严,或多或少增加了各界社会人士参政、问政、议政的机会,可以不受党禁、报禁、集会游行的限制,争取提高各自的政治地位。岛内政局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蒋经国‘统治’国民党13年,用过4位搭档,分别是副总统谢东闵、李登辉,“行政院长”孙运璇、俞国华。4人中,用谢,是为贯彻任用台籍干部政策;用俞,则是安抚对政治改革不满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蒋经国有意培养接班的则是孙运璇、李登辉。
    谢东闵为国民党早期培养的台籍干部。1945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是惟一的台湾籍代表,也是第一个出任省主席的台籍人士。1978年蒋经国正式‘登基’,担任国民党政权的总统,谢东闵“运”盖众家,一跃而为蒋经国的副手,当上副总统,因此他是第一个出任副总统的台湾籍人士。尽管这样,谢东闵并不是作为蒋经国的接班人来安排的,因为当时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正常,副总统的人选无关接班大局。谢东闵出任蒋经国的副手,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缓和自国民党去台后就产生、50年代和60年代不断激化、70年代和80年代尖锐对立的省籍矛盾。由于谢东闵和蒋经国的关系过于亲近,被“**”分子视为“台湾人的败类”,列为“暗杀对象”。1976年10月,谢东闵在家中被“**”分子邮寄的“邮件炸弹”炸伤一只手。遇此不幸,他分外伤心,以后虽然官升副总统,可为官的热情大减,很少发表政治性言论,当然接班就更不可能了。
    俞国华也不是作为接班来安排的,却成为事实的接班群成员之一。此人和蒋家有着很深的渊源,长期以来被蒋氏父子视为财经助手。在1984年5月间内阁改组时,正值以国民党元老派为主的保守派得势,蒋经国为平衡党内不同意见,提名俞氏出任行政院长。从1986年起,蒋经国在最后的3年间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之轮、以向历史作出交代时,俞国华还是跟上了蒋经国改革的步伐,并协助蒋经国完成了“解严、开放探亲”等重大决策。蒋经国很快病故,俞国华成为当然的接班群成员之一。可他马上与李登辉发生权力接班冲突,虽说起因并非俞国华,可他却是漩涡的中心。
    蒋经国相中的第一位接班人是孙运璇。作为一位专业电力技术人员,曾在日本投降后来到台湾接收电力系统。国民党政权去台后,孙运璇在电力部门卓有成效地工作,深受蒋家父子的欣赏。1967年,他参加的援助非洲电力工业的合同期满时,当局任命他为交通部长,3年后转任经济部长。蒋经国当上总统后,孙运璇升任行政院长。孙运璇能获得蒋经国的信任,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专家。从国民党到台后的历史看,“孙运璇内阁”,前可比“陈、俞、严、蒋四内阁”,后可比“俞国华、李焕、郝柏村、连战四内阁”,是争议较少、丑闻较少的一届内阁,舆论界对他本人的评议,也是比较平和的。1984年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蒋经国正式把李登辉定为副总统。不管怎么说,从当时的政局态势和政治行情看,蒋经国选李不选孙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这一决定导致几十年来他对蒋经国的忠诚、蒋经国对他的信任顿时全消,71岁的孙运璇终于被击倒了。会议开完不到10天,1984年2月24日,他突患脑溢血,从此退出政坛。台湾各界一片惋惜之声,政坛更是一片议论纷纷,对蒋经国的决策想不通的人有之,反对的人有之,当然拥护的人也不少。
    蒋经国相中的另一位‘继位者’是李登辉。有意思的是,蒋挑中的两位接班人,孙为工业管理专家,李为农业理论专家。李登辉获得的学位有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农经系学士和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国获奖以来一直忙于各种岛内外学术活动的李登辉,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务委员。1978年6月,蒋经国就职总统后,又昔日战友今日政敌(左李登辉,右林洋港)把李登辉调任官场最敏感的台北市市长,1981年12月调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总统。
    蒋经国的身体在70岁以前可以说不错,只是步入古稀之年后,原有的糖尿病出现恶化。1980年1月18日,经保健医护小组检查,蒋经国也患上了曾导致其父身体由好变坏的前列腺炎,住进荣民总医院动手术割除。次年7月,在该院进行眼部手术。10月10日,因血压过高当场晕倒在国庆大典上。1982年2月做左眼视网膜手术。1983年,糖尿病再度恶化,面对浮肿和疾病,经接受中医治疗终于稳住病情。1985年8月,进入荣民总医院进行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并装置人工水晶球体,两眼视力恢复到0.2。1986年4月,心脏出现问题,再进荣民总医院装置心脏起搏器。1987年9月25日,蒋经国正式以轮椅代步参加国民党中常会例会。
    1988年1月5日,蒋经国立下“遗嘱”,作为政治交代。1月12日,最后一次来到总统府办公室,说是来上班办公,还不如说是因为留恋,来向最熟悉的地方告别。1988年1月13日15时50分,民主使徒蒋经国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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