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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黄埔女兵
黄埔武汉分校 张绪英 撰稿
黄埔武汉分校女兵-张绪英
    每当阔别多年的亲友见到我时,总会听到这么几句话:“唉1 70出头的人,头上难见一丝白发,看书报不戴花镜,走起路来挺胸直背!……”
    我不曾忘记我是一名女兵,一名为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参加军校的黄埔女兵。近年来孙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摇摇头说“不信”,直到我参加了黄埔军校同学会,他们才高兴地说:我奶奶真是一名黄埔军校的女兵。
    黄埔军校对现代青年说来是陌生的,他们也难以知道黄埔军校曾有辉煌灿烂的历程。我的表伯王仲甫参加过北伐,表叔姜继斌是黄埔七期生。我小时见着他们身着戎装马靴,就非常高兴,我曾想,什么时候有女兵呢?上高小读到谢冰莹的《从军记》,才知道黄埔六期也招收过一队女兵,我巴望着长大了也要当女兵。
    “七七”卢沟桥的炮声,进发出全民抗战的决心。大专院校纷纷内迁,中小学也提前放假,不少青年学生流亡至武汉,组织抗敌救亡宣传队,去码头迎送伤兵,去伤兵医院慰劳,去街头宣传群众……为了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早日打败日本。
    1937年12月的一天,我发现报上登有“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招生”的消息,我悄悄地报了名;看到榜上有名时,我又悄悄地走进军营,当了一名抗日救国的女兵。一个多月不回家,害得父母亲友四处寻找。等到换上了女兵制服,我高兴地回到家时,母亲大吃一惊:“死丫头,我为你找了个好婆家,偏偏要当什么兵!”
    1938年春节后,我们首批同学被安置在珞珈山武汉大学工学院的一间大平房里,就地而卧,多么新鲜!太阳爬出地平线时,我们就开始操练。吃饭六人一桌,就地一蹲,青菜罗卜黄豆芽和肉,每桌一大盆。不同籍贯、不同学历、不同年龄,陆续报到,陆续编队,营房内外,热气腾腾。
    整队了,去武汉大学礼堂,与男生们共同学唱黄埔校歌。不几天都能齐声唱了。这首歌曾经震撼了神州大地,响彻了华夏上空。指导员向我们讲述了黄埔校史,说如今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加强国共合作,彻底打败狼子野心的日本。
    3月4日,在武昌黄土坡黄埔武汉分校内举行了开学典礼,蒋校长亲临讲话,桂永清教育长宣布训练计划。女生大队至此已有三个中队,迁至武昌杨园附近的省立农专校址。从广东、河南等地招收的同学相继到来,便成立了两个大队八个中队,分军训、政训、民训、救护、谍报、会计等科,我们二中队为政训科。队长、指导员大都是黄埔出身,他们常说,十年前,我们冲出了封建牢笼,投入黄埔,参加北伐;十年后又同小妹妹们,共同锻炼,抗日救国,去打鬼子。
    结业前后,年长个大的先被挑选走了,有的被派往鄂东前线,有的担负起保卫大武汉的后勤,我们年岁较小、个儿不大的,就三三两两地被分到各后方医院、陆军医院或本军医院政训室见习,我是其中之一,分配在第九十三后方医院政训室工作。在前往湖南报到时,我们各自背着行囊、坐上敞篷的火车而行。一路上,同一车厢挤满了不少同期的男生,他们不顾陌生,热情地为我们服务、搬运:“我们是同学,不忘校训,要亲爱精诚……”亲爱精诚,我深深地领会到它的力量与精神。
    时光就像流水一样,这段校园生活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我没有忘记黄埔,没有忘记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因为我是一个出身黄埔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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