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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生活点滴
黄埔五期-政治训练班 陈希孔 撰稿
 

    我于一九二六年冬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军官政治训练班学习,次年七八月份毕业。
    这期军官政治训练班的学员都是北方人,来自赣、浙、闽、苏、皖五省联军下级军官,年纪大的近三十岁,我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二十二岁。训练班编成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班,共五百余人。
    我是山东省乐陵县人。原在孙传芳部二师六团一营四连八班当班长,部队驻南昌。一九二六年六七月问,北伐军打到南口附近,我部起义。有一天,上级通知说,要从起义人员中挑选一部分北方籍青年军官进广州黄埔军校深造,为北伐军继续北伐培养军官。为什么要挑选北方人呢?可能是考虑到他们能够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熟悉北方风俗习惯的缘故。本来我是不够格的,无耐我们团没有几个人想去。我打听到,连里没人去,营里也没人去,于是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我敢于主动报名,不是一时感情冲动,而是觉得自己有点本钱。因为在这之前,我曾入孙传芳部驻江西九江第三团军事学校,在那里学的正是下级军官那一套,连、排指挥我都会。本来毕业后是当军官的,但等到将近毕业分配时更换了团长,原计划不算数了,就分配我当班长。我想,此次若能准我去深造,简直是天赐良机。可是,有人劝我说:“你千万别去呀!到了广东派你去修铁路,当杠子队,做苦工”。我回答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只要上司批准,不管黄埔、蓝埔,我都敢去。”
    我们这批学员路过广东韶关时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欢迎,欢迎的人们不断高呼:“热烈欢迎前方同学归来。一九二六年冬,大约是十二月,我们到达了黄埔军校。开学前进行了笔试,题目有政治和军事各一道。政治题目是:“什么是三民主义?”五省联军根本不搞什么政治学习,所以我不懂得三民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我也作了答案,在试卷上写了这样一句语:“我不管三民主义、四民主义,只知道救国救民。”军事题是:伪工事有何作用?”这道题没有难倒我,答日:“一是分散敌人的兵力,二是消耗敌人的弹药。”出题考试的目的可能足为了摸底,没有公榜。
    开学典礼上,国民革命军后方司令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首先宣布:“黄埔军校第五期军官政治训练班正式开学。”接着他讲了话,大意是:学员们毕业后要进行革命大北伐,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官僚主义。勉励大家专心学习。开学典礼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学习。
    凭我的记忆,当时的教育长叫方鼎英,教官主任叫韩林甫。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员,军事教官多数是出洋的留学生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课程分政治和军事共两门,重点是学政治,政治军事的比例是五比一。政治课包括三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史册部分。讲三民主义时,学员有课本,但上课时不准看书,教官要求学员作笔记。教官解释说,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有一次,讲到将来没有人剥削人,没人压迫人时,有个学员就说,现在还有抬轿子的哩。教官说:“到了将来,既没有人抬轿子,也没有人坐轿子,大家都坐汽车。”讲帝国主义侵略史时,把鸦片战争、沙基惨案作为重点课题来讲,有课本,教官讲课时,允许学员看书。四一二之前,肖楚女给我们演讲过。他个子不高,但讲话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边讲边打手势,非常吸引人。有一次,肖楚女冒雨给我们和群众演讲,讲得极其生动形象。如讲到妇女要争取自由解放时说:“中国的男人受一层压迫,即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压迫,而中国的妇女则要受两层压迫。她们除了受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压迫外,还要受男人的压迫……”群众听得津津有味。雨越下越大,肖楚女说:“请大家回去吧!”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场,他只好继续讲下去。
    开学二三个月左右,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半个巴掌大的铅印宣传品,书名叫《华北小册子》。
    军事课有炮兵学、步兵学、地形学,有时搞点刺杀训练。整个学习期间,军事课占的时间很少。
    军校本期的其他学员也是从各省各县挑选招考上来的,大多数是南方人,广东、湖南人居多,也有北方人,都比我们年轻,每当碰到我们军官政治训练班学员时,他们总是先向我们敬礼。接着第一句话就问你学习怎么样。然后就讲帝圈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人如何受压迫,毕业后要参加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等。每次见面时,说的话都一样。起初,我们感到很腻烦,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向我们灌输进步思想,在改造我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足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着也真灵。由于我们听他们讲多了,又经常唱“打倒列强”这首歌,因此,对帝国主义就恨起来了,有的学员作在睡梦中还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不愿受压迫”。那时,我们感到打仗死了很光荣,有的学员说:“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前方去打仗。”毕业时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用我们的肉弹占去战胜敌人的炮弹!”后来同苏、鲁联军打仗时,这期学员很勇敢,不怕死,前仆后继,“好汉死到阵头上”、“革命军人不怕死”,“不爱财,爱国家,爱人民。这都是在阵地上经常听到的口号。
    学习期间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停课一个月。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经常打听:“为什么停课?”“怎么还不上课呀?”四一二前夕,学校把发给我们的《华北小册子》收起来了。四一二之后,原来的政治教官都不见了。复课后,有位教官在讲话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党有些政策是对的”。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上课了,十有八九是被捕了。
    当时黄埔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砖瓦房外,教室、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棚子,墙是竹帘、草席,房顶是葵树叶子。每人发两套军装,两套衬衣,还有布袜子、草鞋、武装带,手纸也是发的。每人每月发十八块小洋零用钱。伙食不错,早餐有馒头、稀饭,六个人一桌,每桌一盘花生米,一盘白糖。中餐和晚餐都是两荤两素一汤。每周可看上一次无声电影。没有听到过吹拉弹唱,纪律很严,外出要请假。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上街很麻烦,我在黄埔住了七八个月,没有到过广州市区。
    一九二七年七八月份,说是前方用人很急,故从我们军官政治训练班里挑选了一百多人开赴南京集中,我是其中的一个。出发时,军校举行了欢送会,李济深为我们送行,并讲了话。会上,我们致答词的代表还闹了一场笑话。他一上台,台下就热烈鼓掌,由于激动,又没有讲稿,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结果在台上站了很久也没有讲出一句话来。这时,李济深很慈和地说:“不要紧,你下去想好了再讲。”这才算为他解了围。我们在南京小营子街领到了毕业证书和《同学录》。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军某团一营当见习官,继而提拔为连长。后来由于我不满国民党军队的宗派主义,回家务农、做小生意。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参加了地方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在人民军队里工作。
    因年老体弱多病,我于一九六五年离职休养。今年已满七十九岁。由于岁月流逝,相隔久远,很多事已经遗忘。以上回忆只是一麟半爪,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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